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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瓷器输出过程中文化主导因素之变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输出瓷器和国内各遗址出土的同时期的瓷器完全相同。到明代晚期克拉克瓷器出现以后，窑场始按照西方人的要求生产瓷器，及至再后来的广彩瓷器是以景德镇生产的白瓷胎为原料，由广州窑工根据西方商人的需求而随时加工。在考古学或社会学的范畴内，可以根据主体文化因素之变迁归纳为文化演进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以中国为本体看待这个变化，可视之为瓷器输出过程中中国文化从占主导地位到主导地位逐渐丧失的过程。 （一）中国文化居主导的时期 从六朝时期中国瓷器见于武宁王陵开始，直到明代早中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输出的瓷器和国内使用的瓷器完全相同。输出的产品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白釉绿彩瓷器、巩县窑白瓷、青花、三彩及白釉绿彩器、长沙窑瓷器、耀州窑瓷器、青白瓷、龙泉青瓷、元明青花、仿耀州青瓷、仿青白釉、仿龙泉青瓷等多种。过去有论者以为唐代长沙窑瓷器和唐青花是专门为中东市场生产，但通过对“黑石号”沉船瓷器的总体观察发现，在“黑石号”所载大量长沙窑瓷器中，带汉字诗文的只有少数几件，表明在窑场所见的大量有诗文瓷器仍是为认识汉字的消费者生产而并非供应海外市场，可见长沙窑瓷器不分海内外市场(61)。随着内地各唐代遗址的发现，尤其是上街唐墓出土的唐青花塔式罐(62)，从使用地点和器物的属性均说明唐青花在国内同样有消费市场，否定了过去认为的唐青花和长沙窑瓷器是专为外销生产的说法，说明唐代并无专门供应海外市场的瓷器品种。同时，该时期输出的绝大部分瓷器并不因国外与国内市场不同而产生变化，生产这些输出瓷器时仍是由中国各窑场自己的传统文化决定，虽然唐青花、蓝彩三彩器和长沙窑瓷器从生产技术到原料、纹样等方面都有不少外来文化因素，但这些主要是生产者的主动吸纳，并非专门为输出而有的结果，该期是中国文化为主导的瓷器输出时期。 （二）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影响时期 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之相互影响，是指输出瓷器在器类、造型、纹样等方面受产地和消费地的双重文化主导。这一过程最迟在元到明早期已经存在，当时销往东南亚各国的福建窑场所产瓷器中的军持、小盖盒等，在体量大小乃至造型上有些改变。由于尚没有发现当时东南亚人要求改变中国输出瓷器造型的记载，所以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有可能是中国商人为适应市场扩大销售的结果。 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出土瓷器上的“天文年制”日本款(63)，和明代晚期青花瓷器上的欧洲徽章(64)，并没有影响瓷器的整体风格，器物的造型、纹样仍是景德镇窑场习见的内容。克拉克瓷器的最初造型，也是以中国传统装饰为特征，只是在图案布局上作了些许调整。 上述现象是生产者为了适应消费市场的要求而作出的调整，该时期输出瓷器是产地传统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影响时期。在这些瓷器上虽已附加有消费地的文化因素，但瓷器之整体生产仍以中国文化为主导。 （三）西方文化主导时期 西方文化为主导时期，即大家熟知和常说的来样加工时期，此时中国输出瓷器的生产已完全受西方文化左右。 接受西方人的订单并进行加工始自16世纪早期葡萄牙与中国的交流，但完全受西方的订单和要求控制，使生产处于来样加工的地位，则始自荷兰人订烧的克拉克瓷器。在典型的克拉克瓷器上，虽保存有少量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在器物类别、造型、组合等方面，外来文化已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窑场完全沦为西方需求瓷器的加工地，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一种生产模式。在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器的同时，闽南各窑也烧造同样风格的瓷器出口，由于无法从生产技术上或产品演进序列上找到景德镇产品影响闽南窑场的证据，所以这极可能是洋人或代理商持样到闽南各窑场订货的结果。在同一时期或稍后，日本、波斯等地区也生产克拉克风格瓷器，同样不是对中国产品模仿，而是西方人持样订烧的结果。就克拉克瓷器的烧造地点的扩展可以看出，是西洋人的意图与文化需求导致了景德镇和闽南窑场产品风格趋同，以及中外主要瓷器产地产品风格的趋同，这是西洋文化居主导地位并影响世界瓷器生产的表现。 其后，销往欧洲的瓷器更是出现了中国传统所没有的器物，根据西方的需要在广州加工广彩瓷器，景德镇所产白瓷器只是广州窑场加工广彩的原料，更说明中国已沦为西方市场的瓷器加工厂，千年来中国文化主导输出瓷器生产的现象已成为历史。欧洲生产的瓷器和瓷器生产技术在清代晚期开始引领世界瓷器文化的发展方向，产品大举占领中国市场，世界瓷器文化的中心已不在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