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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录的出现及女性当事人的笔录 如前所述，民国十二年(1923)，龙泉司法档案中开始出现“龙泉县公署讯问笔录”，这一变化在起初并不稳定，但制度的完善一直在进行中。民国十八年(1929)的一件刑事案件中，已有侦查笔录、讯问笔录和审判笔录等多种内容的笔录(31)。“讯问笔录”既出现在刑事案件中，也出现在民事案件中。至民国十九年(1930)，民事案件的档案中出现了“言词(辞)辩论笔录”一词。“言词(辞)辩论笔录”和“讯问笔录”在使用和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是法院推事与当事人之间的问答记录。与供词不同，“笔录”保留了法官和推事的问话，以及当事人对问话的即时反应，这有利于我们更直接地观察诉讼现场，并重现近代法庭所构建出来的权力空间，在此背景下理解女性在法庭上的表现。 民国以后，法律上的变化似乎为女性当事人提供了与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尤其是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从各方面确认男女平等原则，在法律方面：“一、规定男女平等的法律；二、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三、从严禁止买卖人口；四、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五、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六、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及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32)此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1次会议决定，司法机关以后凡是审理有关妇女的诉讼，都要根据这个决议案进行。这些原则还反映在妇女运动的口号上，如“男女在法律上绝对平等”、“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等。这些口号广为传播，也在这一时期的诉讼实践中屡屡被引述。如民国十七年(1928)廖彭氏离婚案的诉状中就有“依据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议决案之结婚离婚绝对自由之原则，诉请离异”(33)这样的话语。 从诉讼程序和庭审形式上看，女性与男性一样在法庭上接受法官的问讯，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的确可以避免在旧制度下，女性在诉讼中被他人利用的弊病。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十四日，叶项氏以“为侄媳串通，谋夺家产”事(34)，状告自己的媳妇叶张氏和侄儿叶(某)(35)谋夺家产。这场发生在婆媳之间的家产纠葛案，因为牵涉到立嗣问题，有多位族人的参与。例如，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状人署名为叶张氏的辩诉状，由其兄代递，其中要求立叶(某)之子为嗣。但后来婆媳二人的讯问笔录却说明，这些署名为叶项氏、叶张氏呈递的告状和辩诉状，并不是她们本人写作或口述，而是由他们的男性亲属操纵的。直接传讯两位女性到场的庭审笔录显示，不管是叶项氏还是叶张氏却都没有立嗣的意愿。在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讯问笔录中，承审员“问叶张氏：你要立继否？答：不要立继，总要待我帐理(清)楚再说立继的。问：你出嫁与人否？答：我不出嫁，愿在叶家守寡”(36)。在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讯问笔录中，承审员问叶项氏：“你没有孙儿，要把媳妇立继否？”叶项氏答：“总要待我吃过世之后再择人立继的。”(37)显然诉讼当事人婆媳都不愿立嗣，而是坚持自己掌管财产，状词中有关立嗣的请求，均属于叶氏族人的意愿。龙泉县政府最后的调解，也并没有强迫立嗣，而是谕令两方各举一位叶氏宗亲为监护人，默认了叶项氏和叶张氏婆媳在守节的前提下，继续享用家庭财产提供的赡养。 新的诉讼庭审制度，为女性当事人提供了与男性一样的机会，女性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申述自己的要求、为自己辩护，但这一制度却不意味着庭审中性别上的真正平等。相反，女性必须直接面对法庭、法官和对方，诉讼的成败与她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密切相关，这可能让她们居于更为不利的境地。正如现代法律语言学家所言：“法律话语背后隐含着一种父权制，法律制度和诸多法律话语的实践给与那种以一种强有力的、断言的方式说话的男性话语以明显的偏爱和更多的信赖。”(38)“笔录”反映出了女性在法庭的问辩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居于劣势地位。 以1930年林李氏与林(某)离婚案为例，林李氏的诉状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家庭故事：从林李氏嫁入林家开始，叙述夫妻感情如何因丈夫的赌博而转恶，自己备受虐待，而请母亲到家劝解，反被丈夫和公公辱骂，因此随母亲回到娘家居住，丈夫却因此以和诱藏匿等罪名将母亲刑诉到法院的整个过程。因此种种，林李氏提起离婚。但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庭审问答式的言词辩论之下，却被法院推事基于法律取证的提问，而肢解成一个个失去了具体情境的“事实”。这些“事实”也许都是“真”的，但却因为失去了前后的情境，而变得对林李氏极为不利。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次言词辩论笔录 问：(林李氏)你告你丈夫为何事？ 林李氏答：他没有饭给我吃。 问：他自己有没有吃饭？ 答：我到他处二年是有得吃的，到去年十二月没有给我吃，他们自己有得吃的。 问：天天都没得吃吗？ 答：天天都没有给我吃。 问：别的还有什么？ 答：去年十二月有一夜他出去赌，我说家里没有柴没有米，叫他不要赌，他还要打我，不过没有伤。 问：就是没有吃，他又打你吗？ 答：他老子又待我不好。我丈夫把我的银器卖了赌，我告诉他老子，他老子不说，这就是待我不好。 问：打过几次呢？ 答：第二回，他又打我，日子忘记了。 问：他打你二次都有伤吗？ 答：没有伤。 问：你说他没有给你吃又打你，有没凭据呢？ 答：他没有给我吃有郑李氏可证的，打我没有凭据。 问：你何时回到你娘家的？ 答：三月间回来的。 问：你说去年十二月间他就没有饭给你吃，何以等到今年三月间才回来呢？你愿同他回去吗？ 答：我不愿回去的，回去要死的。 问：王先受是你丈夫的邻居吗？ 答：我不知的。 问：他说你丈夫去年出去做生意，也没有赌，也没有打你。 答：他是假说的。 在这段问辩中，推事基于证据原则，追问林李氏各种事实片段的细节，并要求林李氏提供相关的证据。推事对于证据的追问，是当时离婚法的要求。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中，裁判离婚依据“有责主义”，即提起离婚的人必须有一定的原因，法院也必须认为有理由时，才能判决解除婚姻关系。而“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认定事实是否属于法律规定法定离婚原因，要依靠相关的判例和解释例”，因此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司法界定的方式，对‘夫权’制度暗中加以保护”(39)。但即使离婚法本身在男女平等上做到更好，在两相对峙的法庭之上，女性仍然处于劣势。对女性来说，家庭虐待是一种长期积累的感受，她们对于每个事实发生的时间等细节的记忆反而是模糊的，更缺乏证据的意识，而这一切在这种需要确定答案的法庭问辩中，显得尤为不利。在推事的连续提问之下，林李氏很容易感受到自己应对推事提问的回答多是否定性的(“没有伤”、“忘记了”、“没有凭据”)，这与她在诉状中控诉受虐待的感受完全相反，这不能不使说话者产生挫败感。问答式的对话本身，也使推事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他控制了问题，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答案。尤其是当推事问道：“你说去年十二月间他就没有饭给你吃，何以等到今年三月间才回来呢？你愿同他回去吗？”这一提问直接质疑和否定了林李氏的陈述，并且没有给予林李氏解释的机会，而是紧接着提出了偏向性的建议。对此，林李氏的回答可以说几近绝望。 相反，林李氏的丈夫，虽然自称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他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对话的主动权，并且极好地配合了法庭中要求“证据”的规则。 问(林某)：你愿同你老婆离吗？ (林某)答：我不愿离的。 问：你有打她吗？ 答：我没有打她。 问：她说你赌输了把她首饰卖了还打她呢？ 答：我不会赌的(呈信一件，是他外出做工给父亲的平安信) …… 问：你老婆何时回娘家的？ 答：今年三月间我丈母叫她来的。今年五月间，我做生意回来叫她回去，她不肯回去。她的头发是今年六月间剪了的，她的情形同从前不同了。我到她处叫她，她处有四五个男人，她也不来理我。尽管他所提供的证人和证据绝非完美、甚至非常间接，例如那封书信只是证明他在几个月中外出做生意，并不能证明他在此前是否有赌博和虐待行为，而且他所举证的证人证词也有错漏之处。但这些都被法官所忽略。至少在形式上，确定的答案和举证，更符合法庭的规则。不仅如此，与林李氏被推事的问题所牵引不同，林某却能够在推事的问题之外，开展自己的话题，主动为自己的论点展现更多的旁证。 民国女性直接涉讼的案件仍然以家庭婚姻类为主，她们在法庭问辩中遭遇的另一困境，是她们为了证明自己所遭受的不幸，不得不将家庭丑闻公布于大庭广众之下，这往往让她们难以启齿。而且公开述说家庭中的隐秘私事，这一行为本身还被认为有悖女德。林李氏在第一轮的问讯中，并没有陈述自己遭到公公骚扰的细节，只是说公公待自己不好。在推事进行完第一轮问辩之后，他请林李氏和她的母亲离开法庭，单独留下林先贵一方询问婚嫁彩礼和退还彩礼离婚的可能，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林李氏被推事再次请回法庭，这时候林李氏也许是意识到自己不利的局面，才不得不说出公公的骚扰： 推事点呼林李氏李赖氏入庭 问：林李氏你还有何话说？ 林李氏答：公公虐待我得很，我丈夫出门去了，公公到夜敲门到我房间。意说你丈夫出去了，你要从我，不从我，我没有给你吃，要打我。 问：有什么凭据呢？ 答：没有凭据。 问：另外还有什么话说呢？ 答：另外没有了。 问(林某)：你有什么话说？ (林某)答：我要她同回去。(40)虽然对公公的这一指控，早先已经出现在林李氏的一件诉状中，但书面状纸上的申述，与庭审上直接面对当事人、法官和众人作出口头指控，仍然有很大的区别。对于一个19岁的女性来说，在心理上更为艰难，这可能也是她在第一轮问讯中回避这个情节的原因。但这一次林李氏同样遭遇了证据的困境。“有什么凭据”的提问，迫使被问者首先作出“有”或“没有”的回应，而当被问者作出“没有”的回答时，该轮问答就结束了。女性当事人相较于男性，更容易顺应提问作出直接的回答，而无法在提问之外，开辟新的、对自己更加有利的话题或坚持自己的申述。林李氏在言词辩论中的不利局面，最终影响到了判决，林李氏被认为所有指控均无确切证据，在当时“夫妇间提起离婚之诉除两造协议离异外，必视其有无理由为断”的法律之下，她的离婚请求被驳回(41)。 女性在法庭遭遇的这种语言上的困难，并非民国诉讼规则带来的新问题。虽然由于记录形式的不同，传统诉讼档案中的“供词”不像“笔录”那样能够更完整地展现法庭的话语权力格局，但明清时期女性在公堂上无疑同样承受巨大的压力。然而，在传统的民事审判中，尽管证据和口供非常重要，但“情理”而非“证据”才被认为是审断的关键，《折狱便览》中说：“供词无情理者，虽执有确据，亦应驳诘，必将不入情理之处辩明，始释疑窦。”(42)“证据”“口供”需要服务于“情理”、“真情”。相比而言，民国诉讼审判对法庭言辞辩论的表现和直接证据更为倚重，这一变化对于女性来说可能相较于男性更为不利。这种情况，只有在律师作为诉讼辅助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才有所缓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