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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辅佐下女性当事人的庭审 女性在民国的法庭和诉讼制度之下，所面临的困难包括：缺乏新式法律知识、对法庭规则和语言的不适应、缺乏诉讼所需的具体证据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专业知识。民国初年，整个法律体系都在经历巨大的变革，西方的法律和诉讼规则、观念被移植进来，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当事人、甚至是知县、承审员、推事、法官等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何适应、解释、利用新式法律、诉讼的观念、语言、形式等问题。接受过新式专业法律教育的律师，则在这个适应和改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自《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首次出现有关律师制度的条文以来，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反复(43)。律师的职业活动在各地的情况也并不一致(44)。龙泉诉讼档案中自1915年开始有律师活动的记录。女性当事人独立委任律师、代理诉讼最早出现在1919年前后。1918年“汤范氏控汤彰信忤逆不孝案”中，汤范氏不满龙泉县判决而于1919年聘用了律师季观周上诉至浙江第一高等审判分厅(45)，但是这次上诉只有判决书留存下来，律师的具体活动不详。 有不少案例证明，一些女性当事人委任律师正是在她们经历了庭审的挫折之后。民国十六年(1927)五月三十一日，徐吴氏告王某、徐某等“盗卖祭田、抢插抢种”。状词没有显示代状人等信息。民国十六年八月十日状词中有“自缮”画押。这说明在该案的起始阶段，徐吴氏并没有聘用律师。九月二十七日，徐吴氏到堂参加庭审。以下是部分讯问笔录： 龙泉县政府讯问笔录 徐吴氏供 问：年龄住址？ 答：年三十三岁，住城东。 问：你有丈夫否？ 答：我夫亡故多年。 问：你夫在时做什么生活？ 答：我夫在时种田的。 问：你告王(某)买你祭田究是哪个太公的祭田？ 答：廷宾公的祭田。 问：什么土名呢？ 答：土名临江官路后。 问：你几年一轮呢？ 答：我四年一轮的。 问：你夫在时轮过祭田吗？ 答：我夫在时轮过的，我有粮串的。 问：祭田轮到你夫时是贴了还是自种呢？ 答：我夫在时轮到自己在分自己种的。 问：卖廷宾公祭田是何人主卖呢？ 答：徐(某)、(某)、(某)三人主卖的。 问：他们是哪时卖了？ 答：去年十二月间。 问：卖与王(某)时你晓得否？ 答：卖与王(某)我不晓得的。 问：何人要卖祭田呢？ 答：徐(某)。 问：他们卖时通知你吗？ 答：卖时并未通知过的。 问：你夫叫徐(某)是何人？ 答：我夫叫徐(某)是叔。 问：有人对你说卖祭田否？ 答：并没有人对我说的。泽源是长房、泽朝是二房、泽深三房、泽长是四房，是我名分的。 问：王(某)买祭田对你说过吗？ 答：王(某)并未对我说过，他是欺我孤儿寡妇。(46) 当时大理院将族产定义为共同所有物，共同所有物的处分需要得到共同所有人的同意。因此该案的关键，是徐吴氏需要证明自己拥有该祭田的权利，并且证明被告出卖的行为并未获得她的同意。这也许就是法官多次重复询问是谁出卖祭田、以及她是否得知祭田出卖的原因。在讯问中，徐吴氏虽然坚持该祭田产业应属自己所有，强调“是我名分的”，但是对于其中的理由却无法清楚表述。在讯问过程中，她只是被动回答法官的问话。知县的重复提问，不仅没有帮助她更清晰地表达出更多有用的、确实的信息，反而让她觉得更加困惑，对于到底是谁出卖祭产，她前后的回答也并不一致。最后，除了表示自己有分祭产，以及对被告的道德谴责(“他是欺我孤儿寡妇”)，她甚至没有陈述自己的诉讼目的。这次讯问的结果是知县判先着原被告邀同公正人调处。随后，这年十二月十二日，徐吴氏委任律师季观周辅佐诉讼(47)。 季观周即申请调阅卷宗，并参加了十二月十三日的庭审。在该次庭审中，徐吴氏的表现并无改观。在被问及“你晓得祭田什么字号呢”时，她只能回答：“我是女人，不识字，不晓得什么字号的。”季观周律师不仅帮助回答田土字号的问题，还在庭审开始和结尾陈述意旨。 原告辅佐律师季观周陈述意旨，谓：本案原告人告被告人盗卖盗买。原告主证方法有光绪廿一年所造宗谱，记载确系廷宾公祭田，被告人到庭说过，是廷宾公祭田，共有物未经共有人同意，早经大理院着有判例，查他长房徐(某)所供不愿出卖，第二房是被告人，第三房徐(某)到庭说过也不愿意出卖，第四房系原告人到庭供过保全祭产。看王(某)所呈之契系徐(某)单独出卖，实系盗卖盗买，王(某)契价应由王(某)提起另案向徐(某)追回契价。请求维持祭产。王(某)与徐(某)所立之契应为无效，讼费归被告人负担。(48) 相比而言，律师的发言是一套相对规范的法律语言：从证据出发，引据法律、判例，陈述事实、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在律师的帮助下，徐吴氏最终赢得了这场诉讼。这一过程，更显示出在新式的法律和诉讼制度之下，女性当事人对专业法律人士的依赖。 民国二十一年(1932)练(氏)离婚案是一则由律师辅佐的离婚案例。这次诉讼的开始，练(氏)的声请状就由专业律师所撰写。状词中提出了三项要求：1.子女由丈夫抚养；2.每月抚养费十元；3.调解日有练(氏)父亲的出席。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第一次调解笔录如下： 问：声(指声请人练［氏］)，你和他请求离婚有什么理由？ 答：他把家产拿出去卖，没有吃的东西，请求离开。 问：你就是这一点理由吗？ 答：他还戏人家，不管家，把家产拿出去。 问：戏在那个人家，叫什么？ 答：毛(某)家里。 问：去戏几年了？ 答：有四五年了。 问：你有儿子没有？ 答：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媳妇。 问：有几岁了？ 答：儿子十岁，女儿六岁。 问：现在还有多少家产？ 答：租田有十多石，房子有三间。 问：相(指相对人，练[氏]的丈夫)，你到毛(某)家里去戏吗？ 答：请到地方去调查，我那里会戏人家。 问：你讲得很清楚，她无故会来讲话吗？ 答：她常时住在娘家，不肯得这里来，听他父亲他人的说话，要来同我离婚了。 问：你愿和她离婚吗？ 答：不愿的。 问：你家里现在还有多少租田？ 答：有百十廿石租。 问：你所有租田不要再卖，夫妻以后和睦做人家，本院替你做个凭据，好不好？ 答：好的。 问：(声)以后产业不准他卖，你好好抚养儿女，本院做过凭据好吗？ 答：他要卖的，我保不牢，不好。(49) 律师并未参加这第一次调解，练(氏)的父亲也未参加，因此这次调解是练(氏)与丈夫、推事的直接交流和对抗。与民国年间的大多数离婚案一样，女方在申述离婚理由时，总是以生计原因作为理由，“没的饭吃”的说法第一时间出现在法庭的问辩记录中。其次，是明显的虐待，但这一理由往往会被要求出具验伤的证明。与个人感情相关的事实，总是被女性当事人有意回避。法院的调解人或法官，也会将调查和调解的重点放在生计问题上。在练(氏)的丈夫说家中还有百十廿石租的家产之后，调解员就直接作出了主和的建议。练水秀虽然坚持了自己离婚的主张，但是在调解中我们再次看到，她被调解员的提问所引导，甚至没有陈述在书面调解状中曾经提出的要求抚养费等要求。由于调解不成立，十月二十九日练(氏)提起民事诉讼，状词仍由律师撰写，措辞和要求均较练(氏)本人在庭审中的表现强硬：“氏既受被告蹂躏于前，复遭遗弃于后，该被告应负抚养义务，并请判令给氏抚养费洋一千元，以维生计。”(50)该状中还提供了三位证人的名字和住址，十一月二日民事状中又追加理由，添举了人证。练水秀以自己缺乏法律知识，正式委任练公白为律师。 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言词辩论笔录。 问：你夫妻感情好不好的？ 答：从前感情好的，现在不好了。 问：你告毛(某，练的丈夫)啥事？ 答：他没有饭给我吃。他要嫖赌，我要同他离婚。请求准予离婚，并一千元抚养费，子女由他养。 问：你说你丈夫嫖赌，有何凭据？ 答：我自己看见过。 问：他嫖赌有没有办过罪？你有没有告他过？ 答：我没有告他嫖赌过。 问：你丈夫家里好不好的？ 答：我丈夫家里不好的。 问：他自己有没有饭吃的？ 答：他自己也没得吃。 问：他有没有田地？ …… 问：你丈夫嫖赌了几时？ 答：七月上他嫖赌。 问：他在哪里嫖？ 答：他与毛(某)姘起，都住在她家里。 问：他赌你怎么晓得？ 答：他赌我看见。 问毛(某)：你能够养活你老婆吗？ 答：能够养活的。 …… 问：你两向来感情好不好？ 答：向来感情好的。 问：为什么她要同你离婚呢？ 答：岳丈母叫她同我离婚。 问：你岳家为啥叫她同你离婚呢？ 答：他因家里不好要同我离婚。 问：你现在能够养活你妻子吗？ 答：养得活的。 问：你老婆说你没有饭给她吃呢？ 答：我自己有的吃总要养活他的。 问：你喜欢赌博吗？ 答：我不会赌的。 问：你老婆说你嫖赌，要同你离婚？ 答：她说我嫖赌有什么凭据？她乱说的。 问：她要同你离婚，并要你抚养费一千元，你的意思怎么样？ 毛(某)答：我的家私卖完也没有一千元，怎么有钱该她呢？ …… 问(练氏)：你的请求怎么样？ 答：我要离婚，不要抚养费，子女要归我丈夫养。 问毛(某)：你的意思怎么样？ 毛(某)：不能离婚的。 …… 问：你老婆要同你离婚呢？ 毛(某)：练律师与我老婆是姊妹行，他叫我老婆同我离婚的。 练公白律师起立声称：毛(某)空言攻击与本任律师名誉攸关，请送侦查。 推事谕知：乡下人愚昧无知，不要计较。本案着两造邀同亲友妥为调处，不恰再予续传讯判，退庭。(51)与前次调解时相比，练(氏)在言词辩论中的表现要更好。她在问辩开始，就将她要求离婚的理由和诉求全盘托出。但是在接下来推事逐一要求证据的提问之下，她明显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在最后她放弃了追讨抚养费的要求。律师的在场，给对方以压力，最后毛(某)的指责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却给律师以反击的机会。该案最后以庭外和解，双方愿意离婚而告终(52)。 女性在诉讼中合作的专业人士，在传统时代主要是讼师。但是由于讼师不合法的地位，使得这种合作本身成为被诟病的对象。近代律师制度的建立，当然有助于女性当事人改善她们在法庭上的处境，但在律师与女性当事人之间的交流中，是否仍然存在着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