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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1920年代，华资银行业发展迅速，逐渐成长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并成为政府公债劝募的主体。作为银行业利益的代言人，银行公会势必成为推进内债整理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呼吁和积极参与下，北京政府启动和实施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内债整理”。 在整理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的诸多建议和意见得到重视和采纳，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除及时向政府表达银行界的建议和意见外，上海银行公会还协助政府制定内债整理具体方案，乃至时常批评和制止政府动摇和破坏整理内债基金的任何行为，有效促进内债运行的合理回归与债券价格的稳定；同时，因对政府财政恶化状况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于是不断进行风险提示，指出大规模经营内债和垫支财政是极其危险的，促使不少银行调整投资策略，逐渐疏离政府的放款和“转向生产事业的倾向日益明朗化且付诸实践”(96)。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面对政府内债混乱情况，处于政局变动中的上海银行公会积极参与内债整理，竭力反对政府发行新债、维持债票价格和督促政府建立和保障整理内债基金，并在与政府多次博弈后，逐渐认识到债权归属于国民才是内债整理的最大保障。基于此。上海银行公会冲破了将内债基金完全寄托于安格联和总税务司的“藩篱”，并积极谋划、反复呼吁和试图联合各界力量筹建民间内债监督管理机关，以促使政府规范和完善内债政策。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上海银行公会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不仅成立内债团和持票人会，还积极推动和参与政府组建“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这些制度安排和创新尽管未必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更多的仅停留于纸面，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体现了上海银行公会对公债信用的孜孜追求和参与制定政策的不断努力。 受限于政治和时局等因素，上海银行公会整理内债的方案并不一定完全科学和合理，也未被政府全部接受。但作为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团体之一，上海银行公会追求金融市场稳定的地位和作用时时得以彰显。在此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逐渐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单薄，对政府政策影响有限。除了凭借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的平台，寻求各地银行公会的支持以构建同业联合经营协议，主动联合上海总商会、钱业公会电请各地商会、钱业公会等团体联袂与政府交涉，还谋求和加强与负责保管内债基金的总税务司安格联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合作，乃至就有关整理设想征求顾维钧、曹汝霖等政府要人的意见，以汇集更多智慧和产生更大影响，进而最大限度地规范和维系商业运行秩序与约束政府权力，这充分展现了“宽范围、多路径”的集体行动逻辑与制度诉求方式，以及此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