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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书籍流播越南的方式 汉籍流往朝鲜、越南和流往日本的方式有所不同，这在明代文献中即可见出端倪。邱浚《大学衍义补》中说： 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⑩ 邱浚明确地认为安南、朝鲜在四夷中是最好书籍的，在他笔下，二国获得书籍的方式之一是使者于贡途进行了交易。他没有提到日本，原因即是日本的购书是通过民间商业，不易为政府发觉。朝鲜、安南二国使节入华时，必须有伴送官沿途伴随，其行为极易被朝廷掌握。现存的汉籍流播越南的史料几乎都与入华贡使或官派人员有关，关于商人将书籍贩卖至越南的材料极少，《大南实录》阮文诚《上大学衍义表》上说：第其为书，卷帙繁多，清商带来者少，从来学者罕得而见。(11)此文中用“带来”二字，暗示即使是清商贩运至越南的书籍，也只是顺便带来，不具备商业价值，故不用贩卖之类字眼。 但如认为商业性的书籍流播方式不存在，却并不确切。阮绵审《仓山诗集》有《购书》诗云： 世俗学干禄，坊书乏佳者。粤东估船至，杂物积巨舸。《节要》与《时文》，(原注，《节要》《时文》皆书名。何案，“时”因避讳原作“辰”。)束之高阁可。列单寄某某，错买谁能那。四载一使燕，待此计良左。矧乃不肯受，相向愁尾琐。担夫有常定，伊谁克负荷。佣雇费敢惜，雨潦测诚叵。所以购之难，十愿九不果。安得比陈农，亲求偏天下。(12) 绵审首先提到的是坊书即本土刻印的中国书，认为坊书中缺少好书。在越南，重印汉籍的情况并不通行，《古学院守册》是法殖民政府在原有新书院藏书的基础上(新书院藏书的基础就是内阁书)汇集社会文籍的产物，是越南古代书籍集大成的一部目录(13)。其中所收中国书共1953种，标明越地重刻的书只有5种。现存《北书南印版书目》收越南重刻书680种(14)，但绝大部分是佛书或俗信、劝善、启蒙之类的底层书，文学类书极少。诗类唯有《诗林正宗》、《咏物诗选笺注》、《诗学圆机活法大成》、《应制诗》、《试律青云集》、《明诗别裁》、《唐诗鼓吹》、《唐诗合选》、《李青莲集》、《邵子诗抄》、《战古堂诗》等十一种，且此十一种或为通俗读物，或与科举相关。因此，绵审说“坊书乏佳者”是越南的实际情况。诗中还提到了三种从中国买书的方式，第一种即纯粹商业性的购买，卖方是广东来的商人。但商人所卖的多是普及性读物如《节要》(何案，指《通鉴节要》)《时文》，价值不大。晚清时期严璩、恩庆受官派往越南调查法殖民政府治下的华侨商业和权益状况，写成了《越南游历记》一书(15)，书后记录当时越南海关从中国进口的税则，其中有纸、笔、中国墨等项，甚至有戏衣用小镜子，可说很细致，但没有提及书籍，这是晚清的情况。明清时国内书籍虽然免税，但中越双方商贸史料中极少见到有关书籍的信息，这说明当时纯粹商业性质的书籍贸易不发达。 第二种方式是寄买，即托相识的中国人代买寄回，即诗中所说的“列单寄某某”，具体例子如阮朝范富庶(1821—1882)在《寄香港王弢园》中写道： 所寄总局书目，见猎心喜，经抄出十一目，附邮，祈为缄送，每目各二帙，得以广诸同好，资益见闻，胜于百朋之锡矣。……范富顿首复。注，附银十两。(16) 王弢园即王韬。据此信，十一种书籍从香港寄到越南的价格在十两白银左右。这种购书方式显然受限较多，首先要结交到中国朋友不易，其次如绵审诗中所指，如所托非人，容易买错。 第三种情况是，前往中国的人购买书籍带回，主要是越南使节因公务之便，为自己或友人购买书籍。对于使者本人来说，即入华购买，对于委托者来说，此种方式也可认为是寄买的一种，但与来回完全靠中间人的第二种方式稍有不同。绵审诗里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即此。作者认为其缺点是因为使者要雇人担荷，所以往往并不情愿，长途跋涉中，书籍还常常遇雨受损，但如果使者愿意，当事人对费用则不敢吝惜。可见如果出使的人能为委托人购书，也是很难得的情况。绵审的诗说明除了越南本土的刻书即“坊书”以外，中国书进入越南还有三种途径：北商贸易、寄买、使节购买，但都有其各自缺点。 还有一种情况在阮绵审诗中没有说到，即越南朝廷派人专门采购书籍。现存的相关文献较多，如梁章钜《巧对续录》卷上所载，“咸丰丁已(按，当作巳)，越南国陪臣邓廷诚，奉其国王命来粤东采买书籍，余遇之友人座上”(17)；又如嘉隆十七年(1818)，越南国王“遣内院朱文燕等如清采买书籍货项”(18)；又如汝伯仕《粤行杂草》中《联课》一文曾提及作者的任务，曰：“余在公馆，主办购买官书”，并在书中著录了在广州筠清行得到的营业书单。(19)这种方式当然由朝廷或王室操作。 所以除在本土的重刻或抄写外，越南得到汉籍的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从中国商人处购买，此为正常贸易；二是朝廷直接派员采购汉籍，或贡使利用朝贡为自己或友人购书，特殊情况下中国朝廷赐书给越南，或接待人员的馈赠，可合称为使者购书，此种方式依附于两国外交；三是列出书单由中国友人购买再寄往越南，这是依托于私人关系的活动。 以上三种方式中，第二种由来已久，使节买书于中越书籍交流的记载中最常见。如早至胡朝(1400—1406)时，范汝翼有《郭州判官回京，送冠带书帙药材，走笔谢之》诗，其中有“羽节踏残南岭瘴，单衣带得北京尘”之句(20)，可见郭氏出使中国后，带回书籍赠送国内友人。清人马先登《护送越南贡使日记》自序曰：“及其陪臣(按指黎峻、阮思僩)等亦复文雅好学，贳京师书籍满二十簏以归”(21)。又如越南阮述《往津日记》记其嗣德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883)出使经历，有“廿九日，至文裕堂买书”，“初九日，至扫叶书房买书”等记载。(22) 实际上，使节购书是越南士人获得汉籍的主要来源。许多史料可以证明，越南士人对于所缺的书籍，首先想到的是委托他人前往中国购买。阮绵审《仓山奏版》是一篇诗史论文，叙述中国历代作家的简况，被评论的作家都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共七十一位。如清代只论及吴伟业、施闰章、宋琬、朱彝尊、王士禛等五人，文末写道： 再，向上云“集存”者，皆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静志居诗话》录出。间有在阁所无，或者后次寄买，以备乙览，非臣一一皆有也。(23) 文中所谓“在阁所无”的“阁”，是指内阁，可见即使内阁藏书也不太多，连中国诗史上最重要的诗歌文献尚不能具备，而获得这些书籍的方法是寄买，寄买显然不是一般的市场购买，而是通过前往中国的使节或其他人顺便购进。正因如此，道光十年，越南国王遣使如清，谕之曰： 朕最好古诗古画，及古人奇书，而未能多得。尔等宜加心购买以进。朕闻燕京仕宦之家，多撰私书实录，但以事涉清朝故，犹私藏未敢付梓，尔等如见有此等书籍，虽草本亦不吝厚价购之。(24) 明命二十一年(1840)，武范启上书，以为“向来如清使部，尝因奉使而兑易，恐不知者视此为轻重，未足以示雅观。请嗣凡如清使部，有应买者，以银两兑换，其附带之物并止。”而明命帝未肯采纳此建议，他说： 所奏殊不近理。其物各出于其所产，以有易无，古今通义。即如肉桂、荳蔻、燕窝等项，均是本国所有，每遇如清之期会，有附带多少换易人参、药材、书籍清贵之品，以充国用而已，非如市肆之贩买杂货图利者。(25) 明命所举人参、药材等例子，均是北方特产，是清越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商品，在明命眼中，书籍也是如此，必须通过使节购买不可，所以使臣利用出使买入书籍是通行的做法。绵审虽然在诗中表达各种购书方式的缺点，但那是嗜书者的牢骚话。诗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讲使者买书的状况，显示对作者而言这种方式最为重要。《仓山诗集》卷二十三有诗题《王济斋使燕之役，为买书甚多，聊作长句奉谢》，有句曰：“玄晏半生惟就借，普通七录未全窥。人生快意那有此，一朝眼底罗全史。”显示他通过使者买书收获颇丰。 中国书籍流播越南主要依靠使节，也可从现存越南书目中得到证明。根据《古学院守册》对书籍刊刻年代的著录，其中刻本年限下至光绪，无宣统以后书，而多者为道光之前。如以《守册》经部书为例，标明康熙刻本47部，雍正刻本12部，乾隆刻本76部，嘉庆刻本45部，道光刻本40部，咸丰刻本1部，同治刻本9部，光绪刻本5部。集部书中康熙刻本58部，雍正刻本17部，乾隆刻本112部，嘉庆刻本79部，道光刻本81部，咸丰刻本6部，同治刻本13部，光绪刻本9部。据此，书籍交流最盛的时期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以后突然减少，而此四朝正是中越两国朝贡外交不间断的时期。从中国出版史来看，咸丰以后，中国所刊刻的书籍数量并未减少，近代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更方便，越南最后一次科举是启定四年(1919)，期间士人仍在读中国书。所以同治、光绪以后中国书籍流播越南的数量急剧减少，既非中国出版业方面的原因，也非越南方面突然中断了对中国书的需求，总之不是商业因素，而是随着越南政治形势的突变，朝贡次数减少，至光绪时完全断绝，双方的书籍交流也逐渐走向衰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