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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籍流播越南主要依靠使节购买的原因 为什么越南不能像日本那样通过正常商业获得中国书籍，而更多依靠使节或官派人员采购?相对于中国，越南市场太小，销量有限，工人难觅，因而本地刻书的成本很高。黎贵惇《北使通录》记乾隆二十六年(1761)北使时所见：“(黄州)书坊人载书到此，卖之颇贱。”(26)说的是越南使者到黄州时，黄州书商主动载书求售的经历，此语除了说明中国书籍价格较低外，也透露出越南使者买书在书商中已形成口碑。阮述《每怀吟草》中说光绪六年(1880)作者在广西时，“独喜街头书价贱，再来应购满船归”(27)。越南国内书籍昂贵，故不得不依赖进口，但为何不能依靠正常国际书籍贸易渠道而多由使团购书，则当另有原因。 越南作为藩属国有定期朝贡的制度，利用朝贡进行贸易无疑可避免商人盘剥以节约成本，《听雨轩笔记》卷四《赘纪》载乾隆时： 又贡使归时，中国物件除军器外皆许其买带，经过关津，例不查阅。 朝贡通常二年一次，或四年两贡并进。除了正常贡品外，因有此方便，使团常携带大量私货，雇佣众多民夫，进行贸易活动。汪森编《粤西文载》记明成化间使团规模： 今照安南国递年进贡方物到来，先有国王牒文到县，合用扛抬红绛行李等项人夫六百名，以为定例。奈何近来差来陪臣夹带私货，动用人夫少则二千，多则三千。(28) 假设以疏中所言的600人为运送贡品所必须，另2400人即为运送私货所用。如依上限，每人可担120斤(疏中要求最多只准许每人担90斤)，则一次贡使运往中国的私货至多可有28万斤。此是明代状况。而依清时的规定，越南朝贡时，携带货物并无上限，《听雨轩笔记》卷四说： 道镇验表文，阅贡物，查其随从人数，量留百余人跟随赴京，余悉犒赏酒宴银帛，遣其回国。凡有货物不计多寡，许其携带，唯军器则禁之。 据此，越使初入关时，人数远不止百人，只是入境后，只许百余人进入内地，但货物仍准其携带，而改由中国民夫运送，这与明代并无不同。“(康熙)七年，覆准安南贡船不得过三，每船不得过百人”(29)，此规定是针对来华贡使携带人员过多所设。明代定例为六百人，然动用人夫多至三千，清代附于使团的贸易规模也应相去不远。如此多人员携带如此多货物来华，如果不顺便购买相当的中国货物返回是不可想象的。大量的朝贡贸易反过来一定会大大抑制商人的积极性。 商人较少贩书至越南也同中越贸易路线有关。今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所列《同一船的船头、船员人数、出港地变化表》统计(30)，贞享五年(1688)中国往长崎的193艘商船中，自南京籍船47艘，其次宁波24艘，福建又次，而广东及广南6艘，加上潮州5艘共11艘。可见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往日本的商船以江苏浙江籍居多，而两地是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大庭修在书中讨论了输日书籍的出版地问题，结论是在输日的书籍中南京船带来的最多，而福州船却从未有过，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江浙地区出版业发达的缘故(31)，可见中国输出书籍受出口地影响很大。当时朝鲜人亦有见于此，柳得恭云：“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崎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32)也强调了输入日本的书籍来源地在江南。与上述情况不同，中国出口越南的贸易以两广地区为中心，越南欲采购商品多往广东，如明命三年(1822)，“给  安号船六艘，命该队胡文奎、典簿黎元亶、副飞骑尉黄亚黑等乘大中宝船如广东采买货项”(33)。中国前往越南的船只以广东船为主，如明命三年越南为各国商船制定的税则里，广东船居首。明命十一年，越南国王曾说，“清船来商，多自广州出口，所载皆广东货物，而诈称琼州，希图减税”(34)。既然往日本的商船携带书籍的多少因船籍不同而差异很大，广东往越南的中国商人不易或不愿采购书籍贩卖至越南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即使清代广州的书铺数量和书籍品种并不少(《筠清行书目》即有1672种)，但由于离出版地较远，成本相对高于苏浙一带，当然也可能存在越南市场太小的原因，商人对于书籍贸易也就不太热情，这使得中国典籍流布越南不得不更倚重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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