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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籍流播方式对越南汉籍分布及文化的影响 书籍的流通方式对越南汉籍数量和分布造成了巨大影响，最终波及越南的文化状况。从数量上看，日本由于依靠与江南的贸易往来，获得了大量书籍，这从近现代日本所编的各种书目中可见。早在道光六年(1826)，清人朱柳桥与日本野田笛浦笔谈，就有如下看法：“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35)朝鲜申维翰谈到日本汉籍时说：“自南京海贾而来者以千数，古今异书、百家文集刊行于阛阓者，视我国不啻十倍。”(36)即使与朝鲜相比，越南汉籍数量也远逊彼。据现存越南官书书目，越南朝廷藏书数量品种不是太多，上文所举内阁书中不具备历代最重要作家诗集就是一例。内阁是阮朝早期官方藏书处，但藏书总量至明命时也只数千卷。 (明命十一年，1830)置书楼于内阁，上好观北书，收拾数千卷，使内阁臣撰次书目，置之书楼，日进数卷。每出幸城外，令十八衙皂以从，得备顾问。(37) 朝鲜私人藏书能达到三四万卷，(38)而越南私人藏书未见有过万卷的记载。《邓黄中诗抄》卷一《读书》诗序曰： 天下间益人神智者曰书，邺架、曹、仓、刘、庄、杜库，多聚书者尔。家素诗礼，卷帙阙如也。长伯公国朝第一比儒科(原注：嘉隆癸酉乡试之始)，迁北圻大吏(原注：历莅南定河内二大省总督)，捐赀购书得千余卷，由严父收藏为子孙学殖具，虽无邺曹刘杜之盛，艺窗诵习，终有赖焉。余自成童，耽玩典籍，手不停披，记诵每有新得，实赖长伯公购访之勤，严父收藏之谨也。(39) 邓黄中伯父邓文添曾做过南定、河内总督，属于地位较高的官员，由于只在国内通过书商购买，一生勤勉购访得到的汉籍亦只千余卷，而马先登记载的黎峻等人一次访京即购书二十余簏，可见在越南本地得书非常不易。 正因如此，凡来华使者无不利用良机，尽可能多购书籍。《随园诗话》批语中说：高丽书贾来京，凡遇厂肆新出诗文小说，无不购归，不论美恶，本无名动外国之足言。即琉球、安南国人来购书者无不如是。(40)不过即使对使臣来说，虽然可以来中国购书，但抓住这样的机会并非易事。所以在汉籍的分布上，朝廷因具有最多的财力，更可以直接派人来华专门采购，其拥有的中国典籍数量最多，远远超过其他人群；而使节可以利用一至数次机会前往中国购书并可获得中国官员的馈赠，可拥有相对较多书籍；如果没有出使机会，只能在越南本土购书藏书者，其欲拥有大量汉籍便相当困难。三者之间差别巨大，固然与经济能力有关，但更多受书籍流播方式的制约。 这一情形从现存的越南书目中也可以知得，现存越南书目基本上是官书书目，没有私人藏书书目。文献中也未见私人书目的记载，这说明越南私人藏书数量很少，没有编制书目的必要。 有限的汉籍几乎被朝廷及使臣垄断，造成的后果有二。首先是普通士人更多地依赖写本。蔡廷兰《海南杂著》记其在越南所见：二十日，有塾师陈兴道以诗招饮。阅儿童所诵四子书、经史、古文、诗赋，与中国同，皆写本。(41)越南阮朝张国用《退食记闻》则说：我国文献，北朝所推，但公私记载，大抵写本。自黎以前，屡遭兵火之虞，典籍缺略。(42)有时连地位较高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抄书，绵审的《书斋十四咏》就有《抄书》一诗，叙述抄书的艰难。其《仓山诗抄》卷二十七另有诗题如下： 奉敕批选沈归愚诗集。二月十二日起，六月九日始完。去日呈览，又私抄得数卷。今夜重阅，复加圈点涂，而以鄙意为题辞四章，以谂诸审音者，幸垂和而赐教焉。 绵审是明命之子，为当时嗣德的叔父。他利用嗣德让他批选沈德潜诗集的机会，私自抄写了若干卷。可见原书为国王所拥有，他本人能阅读的机会不多。阮绵审对于沈德潜的诗集尚需要抄写，其他士人拥有汉籍的状况可想而知。 其次，汉籍的稀缺和被垄断已影响到越南士人的汉文化水平。明命三年(1822)，越南国王谓礼部曰：“书籍所以广见闻，今士学浅陋，书少故也。可令祭酒、司业按在监书籍未备者，奏请颁给，以资训习。”(43)这表明他认定当时越南士人学问浅陋与书籍缺少有关。例如，明命十六年： 帝御阅是堂，谓礼部潘辉湜曰：“殿试第一甲最为难得，如其不取，则是乏材，若泛取之，恐无以惬士夫之望。问旧黎殿试，题目最多，行文至有不足者，则浸湿其卷，何也?”湜对曰：“旧黎试法，取其多记，若不足者，留之，恐为进士玷，故浸之。”帝曰：“出题易，行文难。盖场官出题，有书可考，而士子行文，只是记忆而已。昨有‘付泥长丽何物’之问，而对者不知为何物。”(原注：先是核举人高伯适，题目有云：“付泥长丽何物?”适不能对。付泥长丽是星名，出《事物异名书》。)(44) 高伯适(1808—1854)是阮代著名文人，他不能回答“付泥长丽何物”，恐怕不是遗忘，而是对生僻一些的掌故无从知晓，而场官出题，则可以有官书作为支持。而有证据表明，有时候，越南文人甚至对较普通的知识也有所欠缺。如：上尝观北书，问权“广川”字，权以“广州”字对。既而，自知舛谬，以笔墨增点，画成“州”字。(45)何宗权(1798—1839)也是阮朝少数出色的文人，“广川”二字并不是特难的词语，何宗权居然不知道，而将它硬解为广州，可见他很可能并未读过“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这样的唐诗名句。进士尚且如此，普通士人更难符合阮朝统治者的期待，明命在十五年(1834)曾对何宗权、黄炯说：朕阅今科乡试中卷，辞文鄙俚，最后一联，多用颂语，沿袭旧套而已。(略)我国士子见闻颇狭，致词艺只得如此。然不徒士子然也，其预在学官及充试场官者，亦鲜得渊博之人。(46) 以上显示明命在十五年十六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发现越南士子的素养堪忧，于是要求往清的使节多买书，并将官书颁赐国子监和直省学堂，而赏赐给国子生的书籍多是从中国买来的。《大南实录》记载： (明命十六年)，颁书籍于中外。帝谕内阁曰：朕欲作兴文教，嘉惠士林。经敕收买书籍备赏，就中《五经》《四书》《文学体注》，均是儒学入门，可颁给国子监各五十部，由监臣酌给在监宗(按，原作尊)生、荫生，并初学士人。其试策、制艺、律赋、试帖各二百部，乃举业程序，其令礼部量发国子监，并在诸直省学堂，俾广传习。 《国史遗编》曰： (明命十八年)颁官书于学臣，《五经》《四子备考》《通鉴》，并《新策法程》，凡四十部。交在国子监，及各督总教授训导，隶习士人。(47) 为了摆脱《四书》《五经》都要依赖北书的状况，解决士子的课本问题，大约在明命晚期，越南开始大规模刻印四书五经等基本儒学著作。《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卷五十八，记绍治六年(1846)江文显、邓明珍上封事，要求各都会如平定、安、嘉定、河内、南定等雕刻五经四书大全印板，国王的批复是： 原给经籍可资讲肄，如有何辖尚未颁给者，准礼部会同国子监臣，将在监现藏五经四书大全印板详加检正，续印增给，士人有愿印刷者，听就国子监印刷，至如所请在外诸省开局镌刻，多有行不着处，著不准行。 这说明在绍治六年之前，越南国子监有一套四书五经的印板。士子开始有本国儒学刻本可读。《孙衣言与裴文禩笔谈录》记录光绪三年(1877)，孙依言与裴文禩有如下对话： (孙问)各种书籍有刻本否?抑或购自中华? (裴答)《五经》《四书》《通鉴》《渊鉴》皆有刻本。余诸书皆购自中国读之。(48) 由此可知，至嗣德(1848—1882)时，虽然士子得书较难的问题有一定改善，获得儒学基本教材比以前更为容易，但其他书籍仍靠中国输入。 关于汉籍对越南文化的影响，越南国王在明命十七年曾说：“清国书籍备具，学者易于修进，我国士子所学虽未甚博，然文辞佳丽，亦有足观。今而后，世道日昌，人文日盛，清人未必能胜我矣。”(49)这是在他多次颁书之后说的话，表达出他对中越文化水平差异的思考，以及通过购买、颁布官书来提高越南汉文化水平的期望。前代学者也曾注意到这点，陈修和有言：“然越南各朝，虽有发展文化教育之意志，终以人力物力之艰难，效果甚微，中国书籍，间可罗致，实难普及。以越南之文化程度，比之中国各边省，或且过之。”(50)将越南文化的发展与汉籍相联系，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也可说，正因条件的困难，越南所取得的汉文文学成就才更显珍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