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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濮德培，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清史、边疆民族史、社会经济史。 【译者简介】牛贯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 前言：帝国间的比较分析 有关国家建构的差异性问题，几乎所有的比较研究都以1500-1800年间欧洲的国家建构经验为标准，当时军事、经济竞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新兴的君主们建立起日趋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机器。蒂利指出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大约存在500个政治体，而到了1900年只剩下25个。①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常被视为后来19世纪工业化和全球殖民化历史的首要前提。理论家们以此为基准，检验非欧洲国家到底缺乏哪些基本要素。他们并未观照这些非欧洲国家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运行，反而主要关注它们没有完成欧洲的方式。这类缺失性词汇存在于近代史研究和社会理论学说之中。尤其中国的历史学家，极为关注缘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我们为何不另辟蹊径，审视一番两个非欧洲帝国间的直接比较呢? 我们以奥斯曼和清帝国的统一时期为起点，先考察一下这两个农业帝国结构上的相似性。两大帝国均发端于更为强大帝国边缘的弱小边疆部族，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迅速扩张，最终攻陷前一帝国的中心。两大帝国都统治着大范围的异族人口，不得不采取新的管辖方式征税、审判以及控制地方。我们先从寻求社会与管理方式的基本相似性入手。对我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回应奥斯曼史和清史学者所提出的问题。 史学书写之趋同 两种历史书写都将“衰落”理论弃之不用。清史领域中，过去历史研究普遍接受19世纪中国应对西方侵略全然失败的理论。清朝统治者在国际战争和国内叛乱中的一系列失败，表明其丧失了统治与改革创新的能力。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被解释为传统社会无法适应西方近代性而导致的后果。许多同样的框架似乎也提前预示了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命运。②民族主义史学将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解释为衰落到革新的过程，从而强化了传统/近代的划分。18、19世纪的老牌帝国被看做是专制、落后与停滞不前的，即使出现了一些改革努力，也无法应对勃勃生机的西方列强。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纷纷于20世纪初年覆灭解体，被民族国家所取代。 这一解释的关键之处在于文化主义、线性时间概念以及进程主体的中心化。文化主义将国家视为潜在观念的表象，而这种观念则由带有普世标准的文本与传统所组成。统治精英在一整套内在的伦理标准与沿袭传统指导下实行统治。国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指引精英实现这些观念的程度。因此奥斯曼帝国被看做是伊斯兰教的保卫者，而清朝则被视为非儒家思想的正统。“古典时代”是国家、社会和规范制度和谐共处的时期，其后则出现了一个衰落时代。这一过程包括了中国17-18世纪的“盛世”和奥斯曼统治的前300年。③ 这些文化模型为帝国起源问题提供了特别的解释。奥斯曼国家起源中的“加齐勇士”说强调了土耳其建国者们作为伊斯兰勇士的早期角色。对于清朝而言，“汉化”政策起到同样的作用，落后的满族放弃了他们自己的特殊认同，吸收了优越的汉族儒家文化。④因此满族人也成为将儒家正统性植入自身的“加齐勇士”。一定程度上讲，每个帝国的形成过程都可看做是具有特殊意义、独一无二的文化观念得以确立的过程，各种文化间有意义的比较则被排除在外。正如赫尔德(Herder)对德国民间文化特质的强调导致历史学家关注每个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而不是整个18世纪的普遍历史，关于帝国的文化主义分析重视的也并非各种文化之间的互通性，而是它们之间的分歧。 不过最近研究者开始把两个帝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它们边疆经验的共同作用。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批评道，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抹杀了人们(土耳其人、希腊人、西班牙人、阿拉伯人等)的文化认同，把人们置于一个更广大的同样抹杀文明认同(东方/西方、穆斯林/基督教)的两极分化框架之中”。⑤他反而强调边疆环境中认同之间存在的“可变性与流动性”，和“欣然接受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种忠诚转投另一种忠诚、从一种认同转变为另一种认同”的可能性。⑥由此可见，奥斯曼帝国起源于拜占庭帝国的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同16世纪末的满洲极其类似。⑦ 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同样认为当时并不存在固定的“满族”认同，但随着清代国家的形成，满洲概念同时被建构起来。“‘满洲’、‘蒙古’和‘汉族’的整体认同都没被看做是建立突发秩序的根本、源头或者主体……这些认同是1800年以前帝国中央集权进程中的意识形态产物。”⑧她特别强调八旗制度的灵活性，这种军、政、民三位一体的制度将通古斯部民、汉族农民、蒙古牧民及其他不同文化的人们统一到新的等级制度中。如果我们不把两国的统治精英看做仅仅致力于一种宗教——文化事业，而是在纷繁混杂的边疆环境中平衡地履行多元文化使命，我们才可能接近两大帝国的真实历史起源，由此找到它们随后历史演进的共同背景。 线性预设是发展的唯一可能路径和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古典文化主义与近代科技主义在这方面有共同的预设前提。民族与文明借助这种单一标准分出优劣高下，它们的发展轨迹要么被描述成朝标准迈进，要么被说成未达到标准。衰落范式恰好极为符合这两种标准，两大帝国既未完成它们的文化目标，也没达到体现帝国竞争力的科学技术水平。 这一范式中的国家中央集权常被视为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代表了当时国家发展的最高成就，这样中央政权能将其意识形态与制度推行于地方，同时从地方得到中央所需的各种资源。更松散的控制体系允许地方有更多的自治权限，这被看做是效率低下的表现，因为中央的一统性遭到破坏，同时削弱了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这一解释框架中，民族国家通过新的全民动员取得了胜利，替代了君主的神圣权力，重新恢复中央必要的统治力。不过，世俗民主国家的观念也只能从外部引入，因为这两大帝国文明的文化价值并不适用于这些格格不入的观念。 近期两大帝国研究中对传统史学书写之基本假设的怀疑论调引人注目。⑨建立于档案材料基础之上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取代了对中心文化的整体关注。我们注意到，即使最强权的帝国集权者们也不得不与“地方权力系统”⑩进行广泛协商，他们并非希图消除所有的变数，而是在可支配的框架内寻求适应地方多元特殊性。学者们对内部动力的关注取代了只专注于西方冲击的做法。帝国的结构并非僵化的专制主义，而是由各种精英、管理者以及地方经济与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冲融所构成。中央集权或许是帝国的一个成就，也是多种可能通往现代性方向的唯一路径，其不必受外国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朝着现代国家方向努力的改革活动似乎更具妥协性：他们宣称的“集权主义”不仅没有增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反而动摇了其合法性。(11)这一结论可能既适用于19世纪早期的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又适用于19世纪末清朝的变法运动。 如果确有多重路径通往现代性、且中央集权并非唯一选择，那么“衰落”之隐喻也就失去其价值。当不再有清晰单一的评价标准时，分析两大帝国的发展轨迹也因之变得极其复杂。区域分析的转向尤其消解(fragment)我们的既有观念，以至于那些连续性观点从根本上被颠覆。然而帝国的区域分析尚需保留帝国中心的认知。即使不考虑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对以上两方面的重要影响，国家因素也不可能被彻底剔除。事件、政治军事变迁，甚至统治者的个性都不得不被重新审视，即使它们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出现。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阶层、地区、中央机构与外部世界之间互动而生的各种利益，进而发现这些庞大的国家政权如何凝聚，又为何衰亡。 我认为边疆地区管理是检验这些庞大农业帝国上述连贯性与多样性问题的有效工具。(12)我在本文中将中国的边疆地区划定为近代满洲、蒙古(包括内、外)、新疆、青海及西藏。这些地区国家控制较为松弛，文化相对独立，人口较少，经济落后，与汉族农业地区形成鲜明对照。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定义的大区体系中，这些地区发挥了边缘地区的社会经济功能，不过它们并不属于一般性帝国管理的范围之内。 “边疆”一词有多种内涵，然而却只有两个基本的分析传统：一个是欧洲传统，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固定边界的产生(如法国边疆)；另一个为北美传统，意指多元文化互动下的广阔地区。(13)现代汉语中的边疆一词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边”指地区方位，“疆”意指隔离的边界。而中华帝国时期这两个进程与帝国的扩张同时出现：统治者与彼此混杂的新文化群体走向合流，而管理者则开始暗地里把这些地区分为行政管辖下的不同区划。特别18世纪这些融合进程尤其显著。清代边疆地区的统一以“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建构为主，军事征服为辅，通过移民实边与商贸往来巩固了新的领土、人口、社会及经济等方面的融合。 首先简要介绍何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柯娇燕著作中对清代皇权进行了精彩的阐释，将其视为“多元文化框架下帝国意识的共时性表达”。(14)帝国中心的“文化虚无”(cultural null)将自身描述为超越所有属民特殊多样性的普世语言，因此才能对所有民众实行统治。帝国话语通过帝国边界内文化表达的多元方式进行书写，包容了它们之间所有的分歧。柯娇燕反对传统历史书写中野蛮民族征服者“汉化”的论调及其“衰亡”预设，她将清帝国与其他前近代帝国(包括奥斯曼帝国与罗门诺夫王朝)相联系，描绘出帝国结构如何创造出一个20世纪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领土和族群概念赖以生存的框架，同时又将帝国与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认同区分开来。 柯娇燕还为我们提供有关清廷及其中央一系列制度的大量例证：仪礼、军机处、皇帝个人、宗室网络以及帝国敕修的历史与宗谱。不过，我们同样需要一些边缘的视角，即这些普世规训如何在广袤的帝国边疆被转化为行政实践。如果仅仅注意到中央的宣传层面，我们很可能陷入唯我论，从而忽略了这些信息是如何被边疆地区接受的。下面，我以两任边疆总督平定中亚叛乱为例，讨论一下清代边疆政策的实施。二人均把民众的划分与活动和开疆拓土视做帝国范围的扩张。文章结尾部分，我将讨论这两个边疆扩张个案如何引发我们对帝国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