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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与青海的统一，1724年 青海省会西宁是中国最具文化多样性的城市之一，居住着大量汉族、回族、蒙古族和藏族居民。(15) 清初仅西宁属行省制度管辖范围。西宁以西地区如西海等地仍由和硕特蒙古控制。和硕特蒙古人最近才迁到此处。他们本是西蒙古的一支，在新疆乌鲁木齐附近游牧，17世纪初向东南迁徙至库库诺尔地区。(16)在固始汗(死于1656年)的领导下，和硕特蒙古建立了自治政权，并把影响力延伸至藏区。固始汗的军事力量在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年)的支持下建立西藏地方政权，首府为拉萨。作为喇嘛教黄教的支持者，固始汗帮助达赖喇嘛一举击溃红教势力。固始汗的儿子成为达赖喇嘛领导下的世俗统治者，17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和硕特蒙古汗成为拉萨的实际当权者。 与此同时，准噶尔蒙古巩固了今属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的政权。浑台吉(1634-1653年在位)顺利地继承汗位，发动对突厥斯坦的军事战役，同时接受西伯利亚诸部族的进贡。新的政权陷入混乱，但1671年噶尔丹(1671-1697年在位)从西藏喇嘛寺庙返回，领导准噶尔部发动雄心勃勃的东扩战事，这最终引发了他与满族人的冲突。 当满族人在东北建立政权准备统一中原时，和硕特蒙古认为与新的清政权联盟有利可图。1637年，和硕特蒙古正式归顺清朝，不过这种归顺更像一个松散联盟，而不是并入帝国。直到1644年，满族人在盟友东蒙古诸部和汉军旗人的帮助下攻占北京，取代明朝，开始重新统一全国。17世纪70年代，年轻的康熙皇帝决心裁撤三藩，撤藩令引起三藩之乱后，康熙帝成功平定了叛乱，并把西南地区完全并入帝国。帝国扩张的下一阶段转至西北，康熙帝先后四次发动征剿噶尔丹的军事战争。尽管康熙帝分别在1690年与1696年两次取得击溃噶尔丹的决定性胜利，蒙古首领仍然拒绝投降。1697年噶尔丹死后，准噶尔部首领继续反对清朝的统治。 此时，和硕特蒙古在清朝支持下统治西藏，但不久其统治便被兴起的准噶尔势力所动摇。固始汗曾孙拉藏汗，率兵反对在拉萨控制假六世达赖的第巴桑结嘉措。第巴桑结嘉措两次试图囚禁拉藏汗，未果，反被拉藏汗于1705年擒杀，拉藏汗公开宣称自己是西藏的统治者。(17)1717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袭杀拉藏汗，洗劫拉萨寺庙，康熙帝派十四子胤禵率军入藏，1720年清军驱逐准噶尔势力，收复拉萨。胤禵的军事胜利为其继承皇位增加了筹码，然而1722年康熙帝驾崩后，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1723-1735年在位)，而胤禵则遭软禁。 清廷的军事干预并没有解决西藏地方贵族与和硕特蒙古王公之间的大量积怨。最终，固始汗之孙罗布藏丹津打算重新统一和硕特各部，恢复他们对西藏的控制。和硕特蒙古的统一引起雍正帝的不安，他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弹压“叛乱”。1724年双方经历短暂的残酷交锋之后，罗布藏丹津的军队被击溃，在此期间清军焚毁不少喇嘛寺庙，杀了数以千计的僧侣。罗布藏丹津本人逃往准噶尔部，而他的妻子、儿子、亲属、部众均被俘获。年羹尧趁机上奏，提出13条帝国重建和统一青海的建议。年羹尧的计划非常全面，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及行政改革等一系列规定。这一计划确保了青海由最初的蒙古人所控制的自治领地变成清朝控制的永久领土。(18) 年羹尧的提议是清朝帝国形成进程的缩影，因此有必要进行讨论。年羹尧首先强调固始汗及其子孙深受清朝皇帝的恩泽德惠。第一件事情便是定功罪而行赏罚。心在天朝的三名王子应加封授爵。胁从者以宽大处理，但活跃的叛乱首领皆应严惩不贷。年羹尧解释道，清廷对召开和硕特诸王大会非常谨慎，详细开列八位罪大恶极者所犯的罪行。然后年羹尧齐集诸王会盟，将此八人牵出斩首，“以正国家之法”。(19)其次，蒙古部落应分地而编佐领。年羹尧认为，青海蒙古及藏族的王位袭替自主导致持续不断的纷争与冲突。叛乱既已平定，蒙古诸部应编入佐领制，以满洲八旗制为基础设立军政组织。蒙古人的牧场边界应当固定，首领称为札萨克，即经清朝册封的佐领头目。每个部落应单独分配一块牧场，仿东蒙古诸部归顺清朝先例行之。各部落不允许到其他部落牧场放牧。 清廷亦利用蒙古部落间的分歧来实现统一。康熙帝第一次打败噶尔丹之后，1690年喀尔喀或东蒙古大部分都表示归顺清朝。作为对清朝保护的回报，他们同意将清朝皇帝看作大汗，编入八旗制，为清朝军队提供马匹、战士和物资。不过，一部分喀尔喀人从准噶尔向南迁徙，转而寻求在库库诺尔的和硕特人的庇护。如今既然清军收复这一地区，这些喀尔喀人可趁机摆脱和硕特人的控制，转而归顺清朝。他们的头人可授为札萨克，使分居于诛灭罗布藏丹津叛乱之地。年羹尧明确提出，“不惟可分西海之势，而喀尔喀等之台吉永免为西海奴隶之耻，且乐于自成部落”。这些喀尔喀蒙古被明确定义为新的部落，与青海和硕特蒙古分别而居。不同族群的多元共存有助于清朝推广其分而治之政策与统治方针。西方人熟知该政策即“以夷制夷”之体现。 相同的分而治之政策亦适用于库库诺尔的“西番”。年羹尧将他们视为该地的原住居民，然而他们也向青海的蒙古部落提供牛羊驴马、麦豆青稞及力役征调。罗布藏丹津叛乱时，他们蜂拥而起，一呼百应，自称“止知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阵营”。年羹尧指出，“西番皆以向化，认纳粮草，愿为盛世良民，若不及时抚戢，将来又必如鸟兽散矣”。在年氏看来，“西番之民皆我百姓，西番之地皆我田畴，彼西海各台吉何为而得役属之耶?”西番百姓应摆脱喇嘛与蒙古王公的控制，编入户籍，向清朝官员缴纳赋税。然而人口数目和税收细册应渐次推广，以免使其惊疑。“而数十年之后沐浴圣化，必使犬羊之性驯化为良善之民矣”。 年羹尧把西番藏民视为青海地区原住民，直接受中央管辖，理应归入清帝国顺民行列。这意味着切断他们与喇嘛教和蒙古贵族的联系。他们将成为辖区内接受特殊管理方式的另类人群。年羹尧旨在寻求将西番藏民由隶属多重利益集团的流动复杂群体变为只服从一个最高权威的单一而明确的群体。 明定西藏行政区划与增强对地方藏民的控制都对达赖喇嘛的宗主权构成威胁。藏区四大部落中的两个，西部的藏与卫隶属达赖喇嘛管辖；东部的青海与康区因曾被固始汗统治而自成系统。罗布藏丹津叛乱平定后，康区隶属于临近的四川、云南两个内地行省。年羹尧认为此次重新区划并未损害达赖喇嘛的利益，其西部的“香火之地”依然保留。作为回报，清廷免除达赖喇嘛年交货税，(20)并给予达赖喇嘛在四川边界打箭炉的经营贸易权。清代对藏族文化区域的划分延续至今。 青海亦须清查喇嘛稽查奸徒以正黄教。西宁是整个藏区最大的佛教圣地之一，城内寺庙最多有两三千喇嘛，众多寺庙相连。(21)这里是西藏地方民众支持的自治势力的主要中心。在年羹尧看来，喇嘛庙并非真正的宗教场所，这里潜藏盔甲、制备军器，成为藏奸匿宄之薮，并支持罗布藏丹津叛乱。清军真假莫辨，因此不得不将其视为叛匪，“火其居而戮其人”。后来，喇嘛庙被限制到最多僧侣300名，均须礼部给以度牒，填写姓名、年貌于上，每年令地方官稽查两次。番粮尽归地方官，而岁计各寺所需量给粮食，并加以衣单银两。 这些策略可概括为：清朝官员平灭大多数叛乱者之后，将剩留的“胁从者”组织成固定“部落”，从领地和管理两方面加以限制，部落首领需经过中央册封。不同的部落杂居相处，以便彼此牵制。“原住民”与后继者被明示区别，多元化的效忠机制被一个绝对权威所替代。 边界的固定、人群的划分、可靠地方首领的任命都是清帝国边疆治理的关键要素，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帝国所面临的任务。例如阿克森指出，18世纪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亦发生着边界勘定与人群划分的相同进程。(22)如同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清朝统治者需要在新的统治地区实行民族分化政策，通过身份固定以保障缴纳赋税的顺畅与地方秩序的稳定。(23)他们以固定的科层权力体系替代了松散游牧社会极不稳定的结盟系统。不过这种管理体系与内地行省制不同：它必须适应边疆的特点。 与此同时，移民实边政策增强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边疆地区变得更加和平、稳定。年羹尧建议往青海遣派满、汉人等万名以分蒙古人之势，令其屯田定居。不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政策不免前后矛盾。一方面通过区别领地及血缘纽带以化解其结盟，从而形成有序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又在该地区引入更多的复杂性，新移民难免与土著形成冲突。 贸易是另一个联系边疆与中央的重要手段。正如年羹尧所言，清军入关前“彼以无用之皮毛易我有用之茶布”。(24)汉族商人追求货利，使蒙古人进入内地，而“奸心”生矣。贸易的自由往来致使罗布藏丹津在叛乱之前进入内地窥探虚实。如今既然要规范边疆贸易，蒙古人则应当分为三班，每班三年一次进京领取贸易凭证，“九年而周，周而复始”。欲与内地贸易者每年两次，当于边墙之外。军队应在市场周边巡逻，以确保无人强行越界。 1727年，清朝与俄国商贸谈判后实行了类似的措施，中俄贸易限于恰克图一地，进京朝贡使团须通过官方的认可。18世纪末广州与西人一口通商的政策沿袭了这些原则。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探讨了中亚范例如何为19世纪的沿海条约体系提供实证的先例。1835年，清政府与浩罕可汗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25)该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商人自治、派驻政治代表同样被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英国人所采用。这种情形在更早的时期也同样存在：沿海口岸西方商人所熟悉的广东贸易体系早已被中俄边境及青海边疆的贸易管制措施所预先实现。 最后，年羹尧提议建设一个新的大型项目，即沿着青海北部边界筑起一道新边境线。边境线上的一系列要塞实际上是长城防线的延伸，从河西走廊一直扩展到甘州、安西，从青海北部切断与准噶尔的联系。年羹尧提出应将所有蒙古人从西宁彻底驱逐，由内地招徕大量人口实行屯田。军流人犯亦应俱发西宁新边，令其开垦。 清代的青海平叛虽然战事激烈，却不具有破坏性。大型的喇嘛寺庙被拆除，改为在划定区域内重新修建，其影响力遭到削弱，却没有消失。清政府对喇嘛教并无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只不过考虑到它存在成为反叛中心的可能性而予以限制。喇嘛们在适当约束之下能够促进帝国的管理，尤其当他们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通过对喇嘛教高僧任免与继承人选立的介入，清朝获得了藏传佛教最高层僧侣的个人忠诚：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西藏的班禅喇嘛以及达赖喇嘛。当这些个人联系行之有效时，便没有必要继续强化西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