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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人的放逐 清朝对吐鲁番东土耳其斯坦绿洲地区的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经验，即帝国是怎样克服后勤补给困难而寻求对这一地区的控制。1720年，清军从准噶尔手中第一次夺得绿洲地区。这意味着1000多年前的唐代以降中原政权的管辖首次扩张至这一地区。但是拥有这片领土事实上非常困难。准噶尔部不断袭击吐鲁番地区，而吐鲁番也不能为当地居民和大量驻军提供足够的粮食。(26) 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1697-1727年)试图西扩至吐鲁番地区，因为那里的农民是对其政权极有价值的粮食生产者。(27)很多吐鲁番人向东逃离，转而寻求清政府的保护。不过，当策妄阿拉布坦于次年从吐鲁番撤离时，清朝将军经过讨论后决定不在吐鲁番地区大量屯军。尽管康熙帝已经接受吐鲁番人为“我民”，郑重宣告保护他们免遭准噶尔的袭击，但他的继任者雍正帝却并不想在遥远的绿洲耗费大量军力。(28)基于上述考虑，清廷鼓励吐鲁番穆斯林迁往更靠近内地的边疆地区，在安西和肃州附近划拨土地供其定居。安西距内地665公里，离长城终点仍有225公里之遥。事实上，几乎没多少吐鲁番人接受清廷的建议。总人口10000的吐鲁番人仅有650人离开绿洲前往新的家园，即便清军撤退后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那些真正定居肃州的吐鲁番人遭遇歉收，而地方官吏却强迫他们缴纳欠税。不过到了1731年，准噶尔叛乱再起，吐鲁番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随后驻扎吐鲁番的清军达到3000人，然军饷不能自给，官员又不得不向当地百姓筹饷。(29) 定远大将军岳钟琪当时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六条方案，建议在新疆地区大规模驻军。(30)他提出要在这一地区实质性地增强军事力量，扩大军事控制区域，补给取自内地。巴里坤的30000名驻军移师吐鲁番，宁夏和鄂尔多斯的18000多名士兵则移驻巴里坤。岳钟琪详细评估了这样一支庞大之师所需的补给。岳钟琪希望吐鲁番城周围的土地能够养活10000人的军队，这一地区的小城镇至少供养5000多名士兵，而其他的30000石小米每年只能依赖肃州供给。这支扩充的军队还需要60000匹马，包括骑兵战马与驮运畜力；34000头骆驼用以驮运60000多石粮草；以及200000只羊，而每个士兵自己还需要背负2个月的口粮。(31) 岳钟琪谨慎的评估表明发动一场坚决而彻底的战争需要进行全方位准备。他认为这场艰苦的战争至少将持续三到四年，必须切断蒙古人同他们远方部落的联系，同时还要在绿洲保留足够军队以防止叛乱再起。令人遗憾的是，清朝皇帝拒绝了岳钟琪的提议。尽管他也明白岳钟琪的驻军疲于防备游牧民叛乱是多么被动，但他认为当时并非果断发动战争的良机。(32) 正值此时，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Imin Kwaja)遭到准噶尔部围攻，转而寻求清政府的支持，开始率众内迁。(33)为了避免准噶尔的侵扰，额敏和卓在1733-1734年率部近万人迁居内地，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安西驻军西面的新瓜州地区。作为奖励，清政府册封他为“扎萨克辅国公”，民众编为一旗，额敏为旗主，这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维吾尔人。由于吐鲁番地区饱受战火蹂躏，几成废土，吐鲁番人经历了20年的贫穷避难生涯。1754年，清政府准备对准噶尔分裂势力进行最后一击，吐鲁番人因此被获准重返故乡。 吐鲁番人向内地迁居是“自愿”的，因为额敏部落决定离开家园从而免遭准噶尔部的袭击。然而造成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清政府拒绝保证绿洲的安全。在维吾尔绿洲地区大量屯兵存在补给上的限制，这意味着军队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很长的时间；要么主动出击，要么撤军。长期的解决方案是逐步增强维吾尔人的生产性资源，使他们既能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又能保证军队后勤。这种情形发生在18世纪中期以后，当时清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在新疆屯田。 1760年平定准噶尔后，清政府组织了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新疆实行军屯与民屯。这场移民运动起初只是军垦制度的创立与遣犯充军新疆，后来才允许内地民户和商人移民实边。这种强制性的人口迁徙运动可谓一举数得。在早期扩张阶段，移民运动削弱了分裂政权的人口基础。其后，它减轻了内地贫瘠土地的农业压力，特别是对于西北地区而言。移民们将牧场变成耕地，修建了灌溉系统，种植新的农作物，蓄养畜力，提高了维吾尔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然而在青海地区，清政府贯彻了全新的多样化移民方针，各种各样的移民彼此牵制而达于平衡，以确保帝国对其长久的控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