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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 王国斌提倡比较分析中存在对称性原则。(34)如果我们通过欧洲人的眼光审视中国，也同样应当用中国人的眼光审视欧洲。王国斌由此为我们展现出有关这两个区域新的视角。一个社会中关注的主要焦点可能在另外一个社会里却显得微不足道。 如果我们冒昧地运用对称性原则比较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那会发生什么呢?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官审视清帝国，将会发现很多极其相似之处。清朝册封蒙古扎萨克封地的做法类似于奥斯曼帝国“需经政府审批方可准许进入的冬夏牧场”制度。(35)清朝初年的“三藩”和奥斯曼帝国大范围实行的提马尔制非常类似。两者都是分封大面积领土给地方军事首脑，作为他们对国家效忠的回报。发遣流放制是奥斯曼和清帝国的突出特征。(36)这两个帝国在扩张和统一时期控制新兼并人口的方法也极为相似。为了便于管理新征服的游牧民族，中央政权维持了旧有的贵族统治阶层，同时对他们的流动性进行监管。定期税制尚未建立以前，统治精英所支持的军事领袖将会获得自治领地的封赏。强制性的人口迁徙能使他们更加依赖国家政权，不同地域的移民杂居共处有利于中央进行调节，从而防止他们联合反叛。这些并行措施既源于中亚传统，又服从于边疆地区统治的现实条件。(37)奥斯曼人或许对清朝利用这些制度进行帝国控制的效率深表赞同。 一位18世纪清朝的边疆官员会发现奥斯曼帝国的边疆总督同样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他或许能追忆起唐朝的历史，那也是一个和中亚发生密切联系的朝代，拥有很大自主权的边镇将领在755年发动大规模叛乱，几乎摧毁了唐政权。正是在另一个中亚游牧政权——回纥的帮助下，唐朝才恢复了统治。满族统治者和汉族谋臣非常了解唐朝的前车之鉴。我们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观察清朝历史，同样揭示出1681年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是清朝国家建构的转折点。他果断弃绝松散的采邑效忠体制，代之以兵役制，将清帝国引入与过去不同的新轨道，创立了帝国认同的全新基础。(38) 帝国与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问题 毫无疑问，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者必须注意到帝国形态与后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性。而绝大多数有关这一题目的比较研究再次将欧洲的国家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经验作为普世标准。民族-国家随之成为现代性的必由之路，将大众民主、知识、教育、技术动力等等涵盖其中。近代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变成了“病夫”形象，其腐朽的专制制度不能适应近代发展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将欧洲作为学习榜样，从而假定现代性乃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或是统一的发展进程。然而我们如果消解现代化的统一性，将其视为各自不同的现代化历程，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现代化历程之间几乎没有关联性，整体而论也没有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历程明显优于其他社会。某种程度而言，帝国的一些政策看起来已经相当“现代”。举例来说，清代中国的福利政策(鳏寡孤独的救济与赈灾)和平抑物价的常平仓制度，已经超越20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水平。奥斯曼帝国对各种族群和多元信仰的宽容要比民族主义者的排他性更为可取。 另一方面，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发展看起来与19世纪清帝国的情形极其相似。奥斯曼帝国将边疆地区的国家军队控制权让渡给拥有大量地方自卫组织支持的省级精英，清帝国同样借助地方团练的力量保障地方秩序。(39)通过对两个帝国的联合考察，我们提出了新的比较问题和差异对照。尽管两个帝国的地方精英与中央政权在赋税征收、军事组织等方面出现并行关系局面，但中央政权的最终命运却截然不同。从长远来看，两个帝国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尽管它们都在19世纪末陷入崩溃境地，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分裂成为几个民族国家，而清帝国则被整合为单一的国民政权。 由此可见，考察18世纪“民族主义萌芽”在清帝国如何生根发芽实有必要。清朝边疆官员使用的诸多术语均被20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所借鉴。“国家”一词经常出现在西征战事的条陈中。它用于界定皇权所达到的范围。这种“我民”与帝国管辖范围之外的界线在帝国扩张时期持续演进，因为清朝的胜利之师成功地将新的人群纳入帝国的控制范围。1760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将西北边陲定名新疆(意为新的边疆)，标志着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清朝永久将这一地区纳入帝国版图，其管辖权也正式从地方首领转移到皇帝手中。 不过与中原的历史编纂不同，清朝并未在“多民族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将中国人“统一”起来。它缺乏一个具有古代历史传承意义的稳定的集体本质观念。理论家们已经注意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悖论：他们要求寻找个人的根本价值，然而这种观念却是典型的近代产物。民族主义唤醒了人们的进步“觉醒”，使其了解原来他们并无意识去把握共同的命运；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们起到了启发民智的作用，最终组织起一场全民运动。(40)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单一本质信念与传统的帝国观念形同陌路。帝国的纽带仅仅建立在上层，共同臣服于统治者个人；而民族国家的纽带建立于下层，共同服从于集体意志。当帝国遇到这一矛盾的挑战时，最常见的命运便是四分五裂。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帝国至今无一例外。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都曾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这一分裂进程至今仍未停歇，因为民族主义本质上属于个体单元，这一原则能够无休止地适用下去。新生的民族国家中更小的少数民族到那时也会提出自治或分离的权利要求。 沃尔泽(Michael Walzer)指出大帝国要比民族国家更容易适应统治区域内的极端集体文化差异。(41)无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是清朝，这些多民族帝国都包含了多元化共同体，而每一个共同体都具有相对的自治性，同时也需要相对地平等对待。这些共同体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服从于专制政体和最高统治者，尽管他们的人口规模和文化力量千差万别，但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清朝并不存在所谓“少数民族”。统治清朝的满族有很好的理由不去创造“少数民族”概念，因为他们本身在总人口中只占到极少的比例。但是他们对差异性的确非常宽容，甚至在新的领土上主动建构这种差异性。18世纪晚期的新疆至少存在五种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它们包括蒙古旗人、汉族移民、主要依赖绿洲农业的穆斯林、满洲旗人以及屯田的军队。他们能够创造多元化的分类方法与管理方式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满族人，而不是吸收了先进的汉族儒家文化。来自边陲的落后民族找到了解决方案。 不过，帝国规则中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在于君主专制。如今一些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评论家非常怀恋那些前近代帝国：腐朽的专制制度却有效防止了人民内部之间的彼此杀戮。不过帝国的结构属于过去，或者说它更适应过去的要求。民族国家必须在反映大众意志的表象民主原则下自下而上地建立，而不是自上而下带有宗教仪式的神旨授权。民族国家建立在全体国民分担共同历史与命运的预设前提基础上。国民必须主动意识到他们从属于共同的文化母体，在此基础上建立其政治结构。 20世纪的中国继承了双重遗产，一是帝国的领土疆域与集体自我界定，二是源自线性演进的近代化历史的民族共同体。无论客观的历史阐释，还是主观的经历体验，这两种决定共同命运的不同模式缠绕在一起并不合拍。民族国家和帝国意识形态的冲突影响到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对于非汉族的少数民族而言尤其显著。民国以降，他们不再是帝国统治者的合作者，在杂居共处的帝国内保持他们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而是明确归属于汉族为主的政体。帝国机制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紧密结合，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却使他们难以适应。 少数民族对民国政府的支持程度同他们在清朝的融合程度密切相关。作为清朝统治者“龙兴之地”的东北，已经成为民国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作为反抗清朝统治持续时间最久的外蒙古，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内蒙古地区在民国时期相当稳定，大部分部落效忠于清朝，甚至是八旗统治精英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因为它的主要人口由汉族构成，来自于17世纪以来大批移民的汉人。18世纪统一的新疆地区由于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方式，它在民国年间并不安宁；清朝政府对与世隔绝的西藏地区控制最为松散。在藏族文化圈内部，青海和西康地区要比拉萨的藏民表现更为忠诚。同样，在新疆的绿洲地区，吐鲁番对清政府的响应最为积极，而喀什噶尔地区则敌意最深。(42)清代的边疆管辖严重制约着这些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紧密程度。 帝国和民族国家面临着如何从个人记忆、社会化、社会动员等方面塑造多元化的集体认同机制，这种认同机制又如何去适应多元一体的政治结构等问题。帝国始终缠绕着近代民族国家，阴魂不散。即使同象征黑暗的过去挥手作别，它仍会在近代政治共同体的主权和主体性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这种混杂性的历史既有荣耀，也有耻辱，我们试图以一种将历史与人类共同命运全然联系的单一叙述方式涵盖这种矛盾性。然而我们不能掩盖这种差异的矛盾性。重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地方精英或者中央与边缘的多元化关系，可能会使历史情节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却能使历史经验表现得更为真实。从长远看，民族共同体需要的不是对大多数社会经验更为敏感的人为历史，而是真正的历史。 [本文译自濮德培(Peter C. Perdue)发表于《近代早期史杂志》2001年第5卷第4期(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Volume 5，Issue 4，2001)的“Empire and N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已经取得Brill的出版许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