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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东晋立国以来，以京口为中心的南徐州地区为淮北流民的聚集之地，其活跃之人物多属次等士族阶层，民风尚武，劲勇辈出。刘牢之为东晋后期崛起的北府将校的代表人物，其家族“世以将显”，是典型的北府将门之后。淝水之战中，他受执政的高门代表陈郡谢氏驱使，战功卓著。此后，士族骤然衰落，虚弱的皇族及其权幸主政，政局复杂而多变。在此过程中，北府兵也逐步摆脱了高门士族的控制，刘牢之拥有了对北府兵的实际指挥权。然而，刘牢之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依违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充当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成为当时政争的牺牲品。当然，作为第一代北府武人的政治代表，他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缺乏独立性与自觉性的性格特征则与门阀社会的背景直接相关。 【关 键 词】刘牢之/次等士族/北府武人/高门士族/皇族权幸 【作者简介】王永平，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 东晋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高级门阀士族阶级呈现出衰落之势，长期受到压制的其他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显示其力量，特别是北府寒门武将势力乘隙而起，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组织逐渐打破了高门士族对军政的垄断地位，并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造成了中国中古历史的深刻转折。北府武人势力的兴起及其得势，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与复杂的过程。其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刘牢之便是其中颇为关键的一位。作为北府兵早期的主要将领，他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而且对高门与寒门势力社会地位的升降，也产生过不小的作用。可以说，刘牢之是东晋后期凭借武力登上历史舞台的低级士族阶层第一位代表人物。因此，通过对刘牢之悲剧命运的剖析，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时复杂的社会变革。 一、“世以将显”：刘牢之之出身、尚武门风及其社会阶层 刘牢之(？—402年)字道坚，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大约自两晋之际，其家族与广大淮北避难民众一样，流落淮南，转而南渡京口一带。关于刘牢之的家世，《世说新语?文学篇》“桓玄下都”条注引《续晋阳秋》曰： 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世以将显。父遁，征虏将军。牢之沈毅多计数，为谢玄参军。苻坚之役，以骁猛成功。 又，《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所载则稍详细：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沈毅多计画。 以上二则记载，除了有关刘牢之父亲的名字明显不同外，对其门风特征与仕宦背景所载则基本一致，可见其自祖辈以来便以善武显名，所谓“世以将显”、“世以壮勇称”，正是其家族门风的特征。至于其门第，其祖父在晋武帝时为北地、雁门太守，其父则官至征虏将军，这表明其家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非一般的寒庶下层，应当属于士族阶层。但必须指出的是，自东汉晚期以来，统治阶级上层颇重门第差异，特别是魏晋以来将门第与选官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状况。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仕宦成为显示门第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以上所载看，刘牢之先辈虽皆出仕，但其祖父为边鄙之地的郡守，其父则为武职，这在当时高门士族操纵社会政治、舆论及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郁的社会环境下，这类武职在高门显贵子弟眼中自然属于庸鄙凡俗，他们是不屑为之的。由此来看，刘牢之家族世代为将，显然不属于高门士族阶层，而属于士族社会的下层，即所谓“次等士族”或“低级士族”①。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徙，其中徐州籍移民是一支人数颇众的重要群体。《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祖籍彭城的刘牢之家族正是这一流民大军中的一分子，他们最终迁移到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郡一带定居，既与当时流民群体的自主选择有关，也与东晋的侨郡县政策的区域规划相关。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分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见《晋书玖壹儒林传徐邈传》)，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乱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此种北来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之集团，易言之，即江左北人之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之霸业皆此集团之子孙也。② 由陈先生所论，他将当时移民分为三个群体或阶层。即以司马氏皇族与洛阳公卿集团为代表的高门士族群体，他们南迁后首先聚集于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而迁移到晋陵郡的徐州籍移民，就其阶层而言，可谓当时北方移民的中层。“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即所谓“次等士族”，其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显然不及聚集洛阳之名士群体，特别在文化上，“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陈先生又曾指出，从社会阶层与文化特征看，南朝帝室皆“出于善战之社会阶级”，东晋以后，随着高门士族军政能力的衰弱，门第寒微的“次等士族”凭借其武力乘势而起，“遂取其旧来所拥护之皇室而代之”，成为南朝之统治者，其中“刘陈二族，出自寒微，以武功特起。二萧氏之家世，虽较胜于宋陈帝室，然本为将家，亦非文化显族，自可以善战之社会阶级视之。然则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此成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③。其中陈朝统治者之出身与地域有所不同，而刘宋、齐、梁则皆出自晋陵郡，属于北府系统。 东晋设立侨郡县制度后，徐州籍移民在晋陵郡形成了以旧有地缘籍贯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移民社会，他们虽然无法完全抗拒社会风尚的变化，但确实顽强地保持着固有的文化特征④。之所以如此，除了南徐州京口地域的移民环境外，也与东晋门阀制度下严格的等级限制阻碍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交流有关。众所周知，在当时高门士族垄断政权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角色与仕宦等级是基本固定的，将门低级士族既以“武勇擅战著称”，只有凭借武力以寻求改变人生处境这一条进取之途。在中下层流民聚居的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郡，其民风长期保持着崇尚武力、强悍劲勇的传统。《世说新语?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注引《南徐州记》载：“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这使当时许多军政人物都想控制这一地区，从而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 不仅如此，京口地区与江北广陵相近，而广陵作为江北之重镇，集聚了大量的流民，这使得南徐州的兵源具有充足的保障。因此，东晋在京口设府，可以至江北募兵，甚至移府广陵，招募流散。这在东晋是常有的事，这也使京口北府在东晋政治与军事地理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影响重大。特别在东晋中后期，随着高门士族的衰弱，以南徐州低级士族为代表的武力集团得以崛起，加剧了高门士族社会的危机，充当了门阀社会“掘墓人”，促成了诸多新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刘牢之凭借其“沈毅多计画”的个人因素，在时代变革的历史关头，一度作为这一擅武社会阶层的杰出代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刘牢之早年的生活经历，由于记载匮乏，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其家族传统、地方风习的熏染，他是早历武事、崇尚武力的。在门阀政治的体制下，他也只有走以军功起家的道路。相较于其前辈的是，刘牢之的幸运在于，他不仅充当着门阀人物驱使下冲锋陷阵的下层军校或吏卒，而且凭借其军功在门阀政治的裂缝中不断壮大势力，一度成为足以左右时局的人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深入理解晋宋之际社会阶层的升降与社会变革，刘牢之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关键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