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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对于士族，人们多简单地看成一个孤立的整体，这是很片面的。陈寅恪先生曾将士族社会中的下层称为“次等士族”，从而与以文化显著的高门士族相对应(见其所著《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祝总斌先生论述刘裕及晋宋之际兴起的北府尚武集团的人物，以为应称之“低级士族”为妥(见其所著《刘裕门第考》，《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确实，士族门第与等级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就其门风而言，有崇文与尚武的差异；就其仕宦而言，也有清浊、高下的分别；即便在高门士族中，也有“势族”与“小族”的差别，甚至同一家族的不同房支也有清华、卑浊的分别，不能简单化。因此，谈论士族门第问题，我们在遵循一般原则性的前提下，应当充分考虑具体问题，注意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 ②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5-66页。关于东晋南朝社会武力集团的兴衰及其地域转换，陈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其推论》一文中有深入之考论，又可参看万绳楠先生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的有关叙述。另外，关于京口、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问题，田余庆先生《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有深入论述(见田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请一并参看。 ③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其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05-107页。 ④沈约在《宋书》卷五二传末“史臣曰”中说：“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刘裕如此，刘宋宗室子弟也多如此，如刘裕弟长沙景王刘道怜，《宋书》卷五一《宗室?长沙景王道怜传》载：“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陈寅恪先生在《从史实论切韵》一文中据此有论云：“刘宋皇室之先世，本非清显，而又侨居于北来武装集团萃聚之京口，故既未受建邺士人即操洛阳雅音者之沾溉，又不为吴中庶族即操吴语者所同化，此所以累叶江南而其旧居彭城即楚地之乡音无改也。沈休文以宋高祖‘楚音未变，雅道风流无闻’为言，是南朝士流之鄙视楚音，据此可见矣。”(《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87页)东晋南朝的语言是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刘裕家族迁移京口百余年仍“楚言未变”、“言音甚楚”，不仅体现出其个人、家族的文化特点，而且体现出其侨居地域及其阶层、集团相对封闭的文化特点。可以推测，当时京口地区的次等士族群体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尚武风气及相关文化传统。 ⑤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40页。 ⑥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65页。田余庆先生在此又指出，东晋世族社会崇尚名士风流与维护执政的务实要求形成了内在的矛盾，“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⑦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5页。 ⑧刘牢之之得谢玄重用，与其父早与谢氏结缘有关。据《晋书》卷七九《谢万传》，牢之父刘建为征虏将军，受豫章刺史谢万节度，谢万溃败前，曾遣征虏将军刘建修码头城池。田余庆先生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刘建既为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当因家世旧谊为谢玄所知。所以刘牢之得为谢玄的参军、前锋，实际上掌握北府兵，为谢氏所用。”(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8页) ⑨由于北府兵的组建主要是募将，而这些将领则多为拥有强悍部队的北府宿旧和流民帅，颇具战斗力。因此，谢玄通过刘牢之联络各个分支，协调相互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进行军事训练。田余庆先生以为“史籍并不见谢玄训练北府兵的资料，其时北府兵散在江淮，也不具备加以精良训练的条件。北府兵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18-219页)，但北府兵在组建过程中，对各部的整编、协调及一般的训练应该还是有的。 ⑩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1)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12)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13)关于司马氏与陈郡谢氏的矛盾及其斗争，详参田余庆先生《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中的有关考述(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27-228页)。 (14)《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载其“既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建康实录》卷九《烈宗孝武帝纪》所载同。 (15)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 (16)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王恭传》。 (17)关于太原王氏在东晋门阀政治发展史上的地位及王恭专权的情况，田余庆先生在《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辑入《东晋门阀政治》)文中有十分详密的考述，请参看。 (18)[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芁、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8-229页。 (19)《世说新语?任诞篇》。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于此条下案云：“《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恭之败，正坐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为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 (20)余嘉锡先生于《世说新语笺疏?企羡篇》“孟昶未达时”条下引李慈铭论王恭云：“王恭凭藉戚畹，早据高资，学术全无，骄淫自恣。及荷孝武之重委，任北府之屏藩，首创乱谋，妄清君侧。要求既遂，跋扈益张，再动干戈，连横群小。昧于择将，还以自焚。坐使诸桓得志，晋社遽移。晋行之亡，实为罪首。枭首灭族，未抵厥辜。”李氏将东晋之亡国罪责加在王恭身上，未可全信，但指出王恭缺乏实际军政才干，则是不错的。 (21)《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载刘牢之为王恭部属，委以军事权力，“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 (22)王恭素轻武事，《晋书》本传载其遇刘牢之反，“单骑奔曲阿。恭久不骑乘，髀生疮，不复能去。”王恭战时骑马都困难，其实际军政能力实在有限。 (23)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2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王恭传》。 (2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85、298页。 (26)关于孙恩之变之性质，人们多以农民起义视之。其中数以万计的民众当然有遭遇晋廷统治者压迫而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情况，但天师道教主们则长期活动于统治阶级上层，他们的阶级出身也非寒庶，而属于次等士族。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之四“孙恩之乱”一节(辑入前揭《金明馆丛稿初编》)、田余庆先生《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之“道术与政治”、“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二节(辑入前揭《东晋门阀政治》)有精湛之考论，请合而观之。孙恩固然有政治图谋，但他不自觉地顺应了突破、冲击门阀政治的历史趋势。 (27)桓玄早年在荆州虽无任命，但潜在力量很大。《晋书》卷九九本传载“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他协调殷仲堪等人与王恭联合，对抗司马道子父子。又载“初，玄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玄一度成为上游反朝廷的盟主。这主要依靠得是其家族在荆州的旧有势力和影响。 (28)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附子司马元显传》。 (29)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九《桓玄传》。 (30)对于东晋后期桓玄势力的兴起及其代晋活动，诸多高门士族人物参与其间，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高级门阀政治的统治，是门阀政治的一个回光返照。对此，祝总斌先生《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收入前揭《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一文有深入考述，请参看。 (3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87-288、299页。 (32)[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229-230、231页。 (33)《晋书》卷八四《王恭传》也载此事：“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对此，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下引清人李慈铭论云：“孟昶寒人，奴颜乞相，惊其炫丽，望若天人，鄙识琐谈，何足称述？”余先生以为李氏所谓“孟昶寒人，奴颜乞相”云云，未合当时风气，过于简单化。他以为“矜饰容止”是当时士族社会的普遍风气，“昶之赞恭，乃美其姿容，非第羡其高舆鹤裘而已”。李氏简单斥责寒门人物的“奴颜乞相”，固然言之过甚，但作为寒门武人，因缘时会，孟昶得亲见士族名士之风采，惊为“真神仙中人”，其中必然有寒门社会对高门文化的羡慕之情。 (3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35)《文选集注》卷六二《江文通拟殷东阳兴瞩诗》注引《续晋阳秋》也载此事，称何无忌素慕殷仲文，以其过境，先“自以进达之”，刻意逢迎。然殷仲文“唯达笺而已。无忌甚以遨忽而轻也，大以为憾”。 (36)关于刘裕的文化修养及其变化，王永平《论刘裕的文化素养与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一文已有比较深入的专题考论，请参看。 (37)《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安帝义熙元年载此事，胡三省有注云：“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音者，可以自省矣。”胡氏此论是从统治者功业实务方面考虑的，但从文化方面考虑，则不无误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