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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人而三反”：刘牢之卷入东晋内乱及其败亡之意义 淝水之战后，北方地区民族纷争加剧，东晋外患减轻，本应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以图发展。然而，此时东晋高门士族社会普遍衰败，其内部斗争很快激化起来，其中士族集团与皇族势力的斗争尤为激烈。具体表现为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对谢安的排挤，目的在于削弱处于全盛状态的陈郡谢氏家族的势力。为避免矛盾的激化，谢安于太元九年请求北征，第二年四月出镇广陵，八月病死，谢氏失去了中枢决策之位。接着，司马道子又从谢玄手中夺取了徐州刺史的权力，使其不能再控制北府兵(13)。在此过程中，司马氏皇权得到了一定的强化，晋孝武帝“亲览万机”(14)，后孝武帝弟司马道子总揽朝政，“政出王室，人无异望”(15)。但在门阀政治衰弱的背景下，作为门阀政治一部分的司马氏皇权的强化，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表象，皇族的本质虚弱与无能根本不足以控制全局。很快，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相互斗争，而士族人物或依附孝武帝，或追随司马道子，结党营私，也有不少人游走其间，投机取巧。其中当时以外戚身份而取得要位的太原王氏家族人物颇众，但其家族不同房支、不同人物分别隶属“后党”与“妃党”，成为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的帮凶，相互残害。这是当时朝廷政治权力争夺的主要线索。上层政治权力的争夺，必然要涉及对军事力量控制权与指挥权的争夺。这样，作为当时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北府兵的归属与倾向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孝武帝为对抗控制朝政的司马道子，“擢时望以为藩屏”(16)，任命王恭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晋陵等州郡军事，领北平将军、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又以殷仲堪刺荆州，镇江陵，以遏制道子势力的膨胀。这样，太原王氏成为继陈郡谢氏之后辅政的高级门阀士族(17)。桓温之子桓玄凭借其家族在上流的长期经营与积累，潜在力量极大，实际上决定着西府的军政态度与走向。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的宫廷内争，通过这种人事安排，演变成了影响全局的地方藩府与朝廷权倖的政治与军事对抗。其中，北府距京都建康甚近，军事地位尤为显著。王恭虽以其门第清显及其名士身份备受士族社会推崇，获得孝武帝的重用，但他主政北府，与北府将校素无联系，更缺乏必具的军政才能，他无法有效地控制这支军队。实际上，在剥夺了谢氏对北府兵的指挥权之后，这支军队具体指挥权操纵在刘牢之手中。从当时情况看，无论是控制朝政的司马道子父子，还是地方藩府之王恭、桓玄等人，他们在相互斗争中，虽然无法牢靠地控制北府兵，但又不能不争取北府兵为自己所用，因而只得尽力笼络刘牢之。这一时期，刘牢之与北府兵并无确定的归属，而是依违于高门士族与皇族等势力之间，成为东晋政治斗争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他的倾向与立场的改变可以导致某一集团的成败，这是东晋政局的一大变化。对此，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曾有论述： 谢安死后，会稽王司马道子开始主宰东晋政治，到此为止建立在一种微妙平衡之上的贵族政治，终于露出了破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政治运营中，受到最大批判的是，通过侧近的佞幸者，将没有乡邑品第的奴婢小竖大量任用为官吏，形成官以贿成的状况。……不用说，这些都无视从来的贵族制身份社会秩序，贵族社会由此产生裂痕，贵族之间渐起纷争，也是必然的。北府的王恭、西府的殷仲堪、桓玄等拥有武力的贵族与建康政府对立。处于这样一种贵族之间的抗争之中，在王恭之下，实质上构成其兵力的刘牢之所统北府军团便站在了握取主导权的立场上，刘牢之对此是十分清楚的。(18) 由此可见，在东晋后期门阀政治秩序遭遇危机与破坏的背景下，刘牢之控制的北府军团已游离出门阀人物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站在了握取主导权的立场上”。至于说作为实际控制这一军团的具有低级士族身份的武人代表刘牢之对相关形势与机缘真的“十分清楚”，则可能言之过甚。这从其行事态度、判断能力及其最终的失败结局等方面可以看出。 (一)在王恭与司马道子父子间的投机 为了打击司马道子集团，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在京口起兵，他一方面与上流荆州刺史殷仲堪等联络，另一方面则依重刘牢之的北府兵，迫使司马道子诛杀士林痛恨的王国宝、王绪等人。因这次起兵得到门阀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刘牢之也积极协助了这次行动，王恭以刘牢之为府司马，领南彭城内史，加辅国将军，并其军功，任之为晋陵太守。在这一轮地方藩府反击朝廷权幸的斗争中，刘牢之成为王恭的军事支撑。从刘牢之的角度看，一方面，王恭辖控北府，受其驱使，名正言顺；另一方面，司马道子及其权幸集团为士族社会所厌恶，而王恭之举颇有正义之感，刘牢之从之而顺民意。当然，王恭为笼络刘牢之，也给予他相应的政治安排。但是，随着刘牢之地位的上升，他对王恭的怨恨不断加深，双方的矛盾日益剧化。这一矛盾随着王恭图谋进一步夺取晋廷朝政大权而激化，并被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父子所利用。 王恭与刘牢之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具体职位安排与奖赏多寡的问题，而是根深蒂固的社会阶级与文化观念的差异决定的。王恭出自一流士族名门的太原王氏，其本人又为当时最具盛名的风流任诞名士之一，《世说新语?任诞篇》载其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19)他本人喜好清谈、尚容止，不善军政实务。《晋书?王恭传》载其“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起家为佐著作郎，叹曰：“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因以疾辞。本传又称其“为性不弘，以暗于机会，自在北府，虽以简惠为政，然自矜贵，与下殊隔。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由此可见王恭之为人做派，以其任情纵性、风流潇洒成为名士的代表，声名卓著，但实际上则不学无术，尤其缺乏经国济事的文武干才，是高门子弟志大才疏的典型(20)。出于其门第与文化的优越感，王恭对包括低级士族在内的下层社会、寒人阶层，特别是武人，十分轻视，所谓“然自矜贵，与下殊隔”，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他对北府将领刘牢之的态度，《晋书?刘牢之传》载：“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师，朝廷戮国宝、王绪，自谓威德已著，虽杖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21)在王恭眼里，刘牢之之流皆为“爪牙”，即便在战争状态下必须依仗他，依然“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其轻视之态毕露，这必然使刘牢之在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王恭本人既“不闲用兵”(22)，却又如此“自矜贵”，既看不起刘牢之，却又不能不依重他，这确是一种意味深刻的嘲讽。 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深知王恭与刘牢之的矛盾，在受到打击后，他们开始策反刘牢之。当时王恭正准备第二次举兵入建康时，刘牢之以为师不可再举。司马元显派北府旧将高素向刘牢之许愿，若反对王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23)，即以刘牢之取代王恭之位。关键时刻，王恭得知司马氏策反刘牢之，曾“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甚至也表示“事克，即以卿为北府”(24)，双方以同样的条件争夺刘牢之。刘牢之最终倒向司马元显。隆安二年(398)，王恭再次兴兵，刘牢之中途发动兵变，袭击王恭，王恭终被俘，为司马道子杀害。 刘牢之背叛王恭，使高门士族社会同皇族及其权幸势力的斗争遭到失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任命刘牢之都督兖、青、冀、并、徐、扬、晋陵诸军事，成为凌驾于门阀社会之上的武将代表，改变了东晋高门士族代表总辖军政，特别是“士族专兵”的格局。对此，士族门阀社会自然难以接受，心怀不满，刘牢之则起用武人以相抗。《晋书?刘牢之传》载：“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王)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强。”刘牢之在高门士族社会与皇族权幸集团的斗争夹缝中获得高位，虽以投机为手段，但显示了当时政治格局的某些微妙变化。关于此事之性质与意义，田余庆先生曾深刻指出：“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居北府之任，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手中。”又说：“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25) (二)镇压孙恩以及地位的提高 当将门次等士族代表刘牢之等军事将领企图依靠北府兵，与高级门阀士族争夺统治权的同时，另一位低级士族代表人物孙恩则利用天师道为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的活动，于隆安三年(399)发动了旨在取代高门士族统治的大规模教民变乱(26)。《晋书》卷一○○《孙恩传》载其“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孙泰一方面在民间“诳诱百姓”，一方面走上层路线，得到孝武帝及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支持，“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后司马道子疑其惑众而杀孙泰，孙恩则聚众反晋，浙东地区“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孙恩扬言“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其目的在于控制东晋朝政。东晋派谢琰率刘牢之镇压。孙恩对刘牢之及其北府兵十分惧怕，闻刘牢之领兵镇压，说：“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践也”；又听说刘牢之已渡江，说：“孤不羞走矣”。孙恩入海后，晋廷“以谢琰为会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东晋起用谢琰，意在通过谢氏与北府兵的关系来节制刘牢之。但在隆安四年，孙恩反攻，谢琰轻敌被杀，此后刘牢之的独立性更强了，以致无论皇族，还是高门士族，都把镇压孙恩变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刘牢之凭借北府后进刘裕等人英勇奋战，一再打败孙恩，特别是隆安五年在京口蒜山之战中，刘裕以少胜多，给孙恩以致命的打击。镇压孙恩之乱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刘牢之的地位及其对北府兵的控制权，《晋书?刘牢之传》所谓“及(孙)恩死，牢之威名转振”，正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以刘裕为代表的新一辈北府低级士族人物进入北府集团，并在实际军事活动中获得锻炼，取得了一定的勋绩，可谓初露锋芒，这为未来北府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在桓玄与司马道子父子间的投机 面对东晋皇族权幸集团的专权与以低级士族为主的将门势力的崛起，高门士族社会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他们企图重新操纵皇权，恢复门阀社会垄断政治的固有秩序。在王恭失败后，他们把这一希望寄托在桓玄的身上。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在东晋中期长时间经营荆州，根深蒂固。桓温之后，其家族虽过了鼎盛期，但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27)。晋末乱局，桓玄又在荆州活动，纠集势力。司马道子在消灭王恭后，以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调原荆州刺史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并暗中挑唆诸人之间的矛盾。隆安三年(399)，桓玄击溃殷、杨联军，独揽上流军政，对下游形成严重的威胁之势。至此，桓玄东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元兴元年(402)，司马元显主动兴兵西征，桓玄乘机东下，迅速挺进姑孰。司马元显主要依靠刘牢之的北府兵，以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事。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权，士众颇厌之，政治上已久失人心，面对桓玄的军事压力，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北府武人势力，以为“非牢之无以当桓玄”，司马元显谋主张法顺也认为刘牢之“万一兵变，则祸败立至”(28)。对此，桓玄集团也深明其底细，于是准备策反刘牢之。桓玄谋士卞范之便说：“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29)这段话向桓玄指出了刘牢之的弱点。的确，“本自小将”的刘牢之，在门阀社会中，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加上其长期依附皇族权幸集团，仿佛为虎作伥，必然“大失情物”。 桓玄之起及其东征，是在东晋门阀社会一再遭受重创之后的整体集结，其目的是恢复高门士族的执政地位，清理皇族及其权幸的干政乱局(30)。面对这一形势，刘牢之很敏感，其性格的弱点暴露无遗。他素来敬畏桓玄。《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载：“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说之，刘牢之“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时谯王尚之已败，人情转沮，乃颇纳穆之说，遣使与玄交通”，并最终降附桓玄。可见，刘牢之一方面惧怕桓玄，一方面又企图利用北府强兵再生事变。桓玄入京师总揽大权，杀司马元显，流放司马道子，以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免除其徐、兖二州刺史，目的在于剥夺其对北府兵的指挥权。确实，桓玄将北府兵进行分解，编入诸桓统领的军事系统。刘牢之深感大祸临头，与部属商量对策，欲北奔广陵，以图再起。刘牢之手握强兵而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一味乘隙投机，其行为在北府集团中早已引起了不满，在他降附桓玄前，其外甥何无忌和刘裕等人便明确表示反对。此时他想重新组织军队，其参军刘袭便说： “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 刘牢之绝望之极，自缢而死。刘袭之言之所以导致刘牢之“佐吏多散走”，体现了长期追随刘牢之的北府兵将校的普遍看法，刘牢之在政治上无定见，确实让他们深感失望。此时，一些北府后进人物已打算另起炉灶，寻机再起，刘裕便如此。《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刘牢之谋奔广陵，刘裕便对何无忌说：“镇北(即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无疑，北府集团中的一些有见识的后进人物已明确表示与刘牢之告别了。确实，不少北府将校回到故里京口，后来为刘裕所招集，在桓玄代晋后，他们公然起义。北府集团新锐人物的复起及其改朝换代的事业，不仅成就了其个人或集团的功名业绩，而且推动历史进入新的历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