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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刘牢之悲剧之意义与北府集团之心态 东晋末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高门士族的腐化，造成政治更迭，旧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各种社会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如皇权与高门士族之间，将门次等士族与高门士族之间，皇族内部的主相之间，高门士族中不同家族之间，同一家族的不同房支之间，其他如地域群体、宗教信众等因素也掺杂其间，导致当时的社会矛盾及其冲突极其复杂。不仅如此，上述矛盾和斗争绝非简单地平行发展，而是相互利用、相互交织，不断分化组合，像所有的王朝末世一样，其时人物多鄙陋，政争多细碎，令人生出种种无奈。 然而，千余年之后再反顾这段历史与人物，我们可以透过诸多历史乱相寻绎其主线或本质，即社会政治领域中低级士族武人势力的不断兴起，并最终取代腐朽的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晋宋之间的社会变革是东晋南朝历史发展历程中一个关键阶段，就其本质而言，此事绝非简单的皇族姓氏的变易，而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统治集团的更迭，而低级士族武将势力取代高门士族的过程，历时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作为北府集团早期的代表人物，刘牢之个人固然以悲剧告终，但从晋宋之间社会转变的整体过程看，刘牢之的所作所为自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说刘牢之是一个悲剧人物，不仅在于他的结局，更主要的在于其经历与心态。《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载谢安“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以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谢安“知人”，以为“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可见其性格弱点是其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仅仅纠葛其个人性格，显然无法洞悉其内在意义。刘牢之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环境中，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对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的认识是不够清醒的，尽管他有时“自谓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经纶江表”，不可谓毫无理性，但无疑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原本可以依靠这支军队开辟新的政治道路，真正地“经纶江表”，相反，他始终以“握强兵”为资本，不断选择投靠新的主子，甘为人驱使，以致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作为一个“本自小将”的武人，他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足够的勇气，特别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笼罩下，刘牢之自然充满着自卑。这不仅是一种心里感觉，而主要是一种现实处境。作为将门次等士族凭借机缘挤进社会上层的代表人物，他无法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高门贵族子弟无不心怀轻视之意，以致其一朝据大位，必然“众情不悦”。作为可以决定当时各种政治势力胜负的北府兵的实际指挥者，无论皇族，还是高级士族，他们都要拉拢刘牢之，需要利用他的军队，但在内心深处都看不起他，王恭、桓玄的态度与做法便是如此。不仅如此，一些北府武人后进之士的政治素养与自信有所提升后，他们看清了形势，主动脱离了刘牢之，以寻求新的历史机缘。可以说，刘牢之最终也为自己的部属所抛弃，这是其人生悲剧中最残酷的情节。对此，田余庆先生指出，在门阀政治无法继续，皇权政治不得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刘牢之虽然取得创造历史的潜在武装力量，“握有一支决定建康命运的军队，但他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而走上绝路。他始终只是为了自存，而又无法自存。……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伧荒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田余庆先生又曾深刻指出，刘牢之的失败，“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31)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论述刘牢之在东晋后期政治斗争的角色及其悲剧命运问题，以为刘牢之“扮演的是贵族政府的佣兵这一角色，而刘牢之则可以用佣兵队长这一词来形容”，一度“这些佣兵却在雇主亦即贵族意志之外，开始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他一再转变投靠对象，最终众叛亲离，这表明“佣兵队长牢牢控制着麾下的军队，独立于作为佣主的贵族之外，可以用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可是，作为其实力支柱的麾下诸将，并不能始终随其作毫无目的的反叛。这里，也就必须要有使足以诸将理解的目的。”这颇深刻地指出了刘牢之悲剧的本质。他认为此后刘裕起事，实际上是以北府中级将校为中心的哗变，“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义兵，打倒了篡夺东晋王朝的桓玄。到这时，他们才成了一支不受贵族颐指气使的，完全独立的自主的军事力量”(32)。 不过，梳理晋宋之间的社会转变，北府武人集团的集结与兴起，刘牢之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寒门将校为寻求生机而一度抛弃刘牢之，当他们取得了军政大业后，他们依然要追悼其前辈刘牢之。《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载其自缢后，“将吏共殡敛牢之，丧归丹徒。桓玄令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由桓玄对刘牢之“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可见士族社会愤恨之深。确实，刘牢之作为早期寒门武人代表，一度搅乱了士族社会的秩序，破坏了等级制度，这必然为士族社会所仇视。因此，桓玄此举，不仅体现出他个人的暴虐，而且表达了士族社会的愤恨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刘裕获得统治权，他必然为刘牢之正名，他毕竟曾经是低级士族和寒门武人的代表，是推动晋宋革命及其社会变革的先驱者。 最后，需要略作说明的，要理解刘牢之的心态与性格，必须对当时士族社会的文化环境与低级士族阶层的成长有切实的了解，以免随意评说。刘牢之之后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武人集团在军事独立与政治自觉方面无疑明显有所提升，但在文化心态等方面，他们依然受到高门文化士族的轻视，以致诸多北府将领趋附风雅，效仿士族做派。在东晋后期，北府武人与高门士族发生接触，常受轻视与羞辱。《晋书》卷八五《魏咏之传》载“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初为州主簿，尝见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谓坐客曰：‘庸神而宅伟干，不成令器。’竟不调而遣之。咏之早与刘裕游款，及玄篡位，协赞义谋。”魏咏之的遭遇，对于寒门武将集团而言，是十分普遍的。确实，长期处于高门士族压制下的寒门武人势力在社会变动中军政地位有所上升后，必然受到士族文化的强烈冲击，对士族文化表现出强烈的钦慕之情。《世说新语?企羡篇》载：“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云，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出自寒门的孟昶羡慕士族名士王恭的姿容，不仅受士族社会重视容止风气的影响，而且体现出寒门人物对高门文化的羡慕心态(33)。孟昶的这一心态很具代表性，当时诸多北府将领都有类似的表现。 刘牢之子刘敬宣也有类似的遭遇，《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附刘敬宣传》载其“智略不及父，而技艺过之”，他曾代表刘牢之见桓玄，作为高门子弟，桓玄颇具文化修养，据《晋书》本传载其“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自负才地，以雄豪自处”。桓玄尤善书画，喜收藏，其行军亦“载服玩及其书画等物”。又据《法书要录》所载诸家书论，可见其模拟“二王”，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品藻篇》“桓玄问刘太常”条下有按语曰：“桓玄之为人，性耽文艺，酷爱书画，纯然名士家风，而又暴戾恣睢，有同狂狡。盖是杨广、赵佶一流人物。但彼皆帝王家儿，适承末运；而玄乃欲为开国之太祖，为可笑耳。其平生最得意者，尤在书法。”当刘牢之子刘敬宣诣桓玄请降，“玄大喜，与敬宣置酒宴集，阴谋诛之，陈法书画图与敬宣共观，以安悦其志。敬宣不之觉，玄佐吏莫不相视而笑。”(34)士族人物以文化作为向寒门武人炫耀的资本，而寒人则诚惶诚恐。又，《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载：“敬宣宽厚善待士，多伎艺，弓马音律，无事不善。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相遇，便尽礼著欢。或问混曰：‘卿未尝轻交于人，而倾盖于万寿，何也？’混曰：‘人之相知，岂可以一途限，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夫岂有非之者邪！’”谢混作为士族代表，他在寒门武将操控政局的形势下，不得已而与其交往，他选择其中略具文化素养的人物如刘毅、刘敬宣等人，显然有其政治上的需要。但从文化交流而言，士族社会将寒门武人视为“小人”，刘敬宣只能仰慕而已。 刘牢之外甥何无忌也羡慕士族名士风采与文化，《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载其“少有才藻，美容貌”，“善属文，为世所重”，是当时士族名士的代表，刘裕贬其为东阳太守，“何无忌甚慕之。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钦迟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阐、孔宁子之徒撰义构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伤之。”(35)由此可见，何无忌欲交结殷仲文，其附庸风雅之情颇为急迫，正因为如此，他以殷仲文的疏诞行为为“薄己”，以致“大怒，思中伤之”。 北府将校中，尤以刘毅的文化素养最为突出，与士族名士的交往最为密切。刘毅是与刘裕共同起事的北府后进人物的主要代表，后来成为与刘裕争夺统治权的主要对手。其得势后竭力笼络士族名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载：“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辏，独邵不往。”《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载：“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又，《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载其为晋末士族名士代表，“刘毅爱才好士，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刘毅与高门士族社会代表人物谢混等人交往，固然有其政治目的，但也可见其羡慕士族文化的心理。《南史》卷一七《胡藩传》载有胡藩谓刘裕曰：“夫豁达大度，功高天下，连百万之众，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加以夸伐，搢绅白面之士，辐辏而归，此毅不肯为公下也。”这里说刘毅“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具有较高的接近士族社会的文化修养，因此士族社会人物“辐辏而归”。胡藩是刘裕的死党，他为刘裕分析士大夫“辐辏而归”刘毅的原因，绝非为了赞誉刘毅，可见刘毅确实具有较高的士族社会的文化修养。对此，仔细考索，有实例可以说明。刘毅爱好书法，据《法书要录》卷二所录虞龢《论书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刘毅常读史，《晋书》本传载“毅骄纵滋甚，每览史籍，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刘毅亦能赋诗，《晋书》本传载：“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显然，他是以风流名士自居，崇尚“正始风流”的。他善书法、能作诗赋、好读史、亦能谈论，表现出强烈追求的“士族化”的心愿。 宋武帝刘裕在北府武人群体中，其文化修养极差，士族社会的基本文化与风雅之事一无所长(36)。《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刘裕自少“名位微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其后主政，太原王愉、王绥父子“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刘裕自东晋末主政以来，特别在谋篡过程中，必然与士族社会发生各方面的冲突，引起士族社会的反感，《南史》卷一五《刘穆之传》载刘裕称帝后常思刘穆之，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刘穆之不仅具有处理实际军政事务的能力，更是刘裕生活中的主要帮手。所谓“穆之死，人轻易我”，正反映出刘裕常遭士族人物轻视所产生的孤寂心情。这种政治与文化上处境，促使刘裕一度抵制士族文化，《南史》卷一《宋高祖纪》载：“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此事发生义熙初年(405)，刘裕执政未久。这里的所谓“音乐”，主要是指雅乐，体现着上层文化士族的欣赏趣味，刘裕在内心里存在着深层的隔膜，因而对士大夫人物要求“备音乐”的建议，不仅表示“不解”，而且明确表示“不习”。这反映出刘裕与士族高雅文化冲突的一面(37)。但是，随着其统治地位逐渐确立，他必须寻求士族社会的合作。与士族社会交往，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于是刘裕由抵制士族文化，转而“颇慕风流”。《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可见刘裕常与士族名士们谈玄析理，他自知“本无术学，言义尤浅”，在“辞穷理屈”之际，则“有时惭恧”。可见在进入上流社会后，刘裕依然在文化上表现出不自信，甚至颇为羞愧。 由上述所论，刘牢之之后的北府低级士族武人代表人物即便在占据统治地位后，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依然受到高门士族人物的轻视，特别在文化上，无不崇尚士族社会的名士风度，以与名士交往为荣，这是长期以来高门士族垄断社会文化与舆论所造成的。而作为北府武人集团的先驱者，刘牢之处于历史变革的关头，他表现出了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等性格弱点，便是很正常的事了，其人生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