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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淝水大捷：刘牢之的勋业与武人势力的兴起 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历程中的全盛时期，自东晋初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与陈郡谢氏等高门世族相继操控东晋政治，这些代表世族社会执政的家族自然成为“权门”与“势门”，而皇权则成为一种陪衬，以显示某种象征意义，成为维系门阀社会协调与稳定的平衡器。世族社会家族众多，而谋取、维持执政之地位与权势，固然有诸多的因素与机缘，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各大家族都直接控制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军权谋求门户的利益，王氏、庾氏、桓氏等家族莫不如此。田余庆先生在论述东晋门阀政治时曾明确指出，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有二：“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⑤可以说“士族专兵”是门阀政治的基础或前提。人们一般以为高门士族名士皆崇尚风雅，鄙薄世务，但在东晋世族社会，特别是执政家族中，他们选择代表人物，不仅看门第，也重视人物本身的实际能力。田先生指出：“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他门户取而代之。”⑥确实，东晋时代的当轴家族皆有长期领兵的人物。 东晋孝武帝时期，谢安继桓氏之后执掌东晋朝廷的运作大权。不过，与以往的执政家族与人物相比，谢氏虽曾有谢尚、谢万等人出镇豫州，但未能形成稳定的家族武装基础，他们都以风雅著称。田余庆先生便曾明确指出：“谢安执政，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可靠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建康既不能与上游桓氏维持一种较稳定的平衡，更不能应付北方前秦的压力。”⑦为此，谢安必须着手组建一支隶属自己的新军。太元二年(377)，谢安以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负责筹建军队。《晋书?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之、琅琊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与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通鉴》系此事于太元二年：“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刘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⑧由谢玄所募“骁勇之士”看，多是北方南来中下层移民后代，他们长期活动于江淮地域，世代善武，从事军旅，或为北府宿旧，或为流民统帅，可谓将门子弟，他们应招后，成为谢玄新军的将校，其原有的部属或新招的流民便成为北府兵士。在这支新建的“北府兵”中，刘牢之以其功勋业绩，逐渐成为北府将校的主要代表人物，充任高门人物谢玄联络和指挥这支军队的得力助手。 无疑，东晋内政与外患形势的变化，迫使执政家族谢氏组建“北府兵”，这也给“世代为将”的刘牢之提供了机缘，从而有机会浮到了历史的前台，走上了发迹的道路。当时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或决策权掌握在高门士族陈郡谢氏手中，但中下层将领则多由骁勇猛健的低级士族或寒门人物担任。可以说，以刘牢之为代表的将门次等士族人物是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经过五六年的经营，到淝水之战时已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成为保卫东晋的中流砥柱，所谓“百战百胜”、“战无不捷”云云，正说明了这一点。北府兵的创建，不仅给刘牢之个人提供了发迹机缘，更重要的是，一批低级士族将门子弟或寒微人物通过北府兵的建立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其后进子弟进入“北府兵”系统，成为东晋后期政治舞台上一支新兴的力量，并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⑨。这是研究北府兵问题中特别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相关经历及其得失，就是北府军政集团早期活动与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淝水之战，“功始牢之”：受执政高门士族驱使的武力先锋 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不断对东晋进行军事进攻，太元四年(379)以后进兵江淮地区，攻占了盱眙、三阿(今江苏高邮西北)等军事要地，东晋江北的重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受到威胁，一时间“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⑩。在这一情势下，如果东晋不能守住广陵、收复盱眙等淮南失地，不仅造成人心动摇，而且丧失军事主动权，在将来的决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东晋令谢玄镇御江北事务，玄组织刘牢之诸部击退广陵以北秦军句难部等，《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玄传》载：“玄参军刘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护诸葛侃、单父令李都又其运舰。难等相率北走，仅以身免。”《晋书?刘牢之传》亦载，“及(苻)坚将句难南侵，玄率何谦等距之。牢之破难辎重于盱眙，获其运船，迁鹰扬将军、广陵相。”另一将领何谦之则拆除了秦兵架设在淮水之上的桥梁，使南侵秦兵几乎全部被俘。这样，东晋获取了淮南保卫战的初步胜利。 淮南保卫战显示了刘牢之等人的军事才干，并为此后的淝水决战提供了条件。太元八年(383)八月，苻坚全面发动对东晋的战争。谢安派谢玄等人领北府兵抵御前秦的进攻。这年十月，秦军攻占了淮水南岸的重镇寿阳，并派梁成率二万精兵进驻洛涧，这是秦军插入东晋守区的一把尖刀，阻止了东晋进入有效防御区。当时秦兵正不断东来，谢玄等人决定突袭秦军，挖掉这个钉子。这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成败与否至为关键。《资治通鉴》卷一○五概述其事，刘牢之领五千人乘夜袭击洛涧的秦军，他身先士卒，“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11)此役意义重大，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且使北府兵进入了有利的攻防区域。通过一系列双方前锋的攻防接触与较量，东晋北府先锋的战斗力颇为精锐，从而严重挫伤了秦军的气焰，以致他们叹道：“此也劲敌，何谓弱也”，“抚然有惧色”。确实，苻坚南征，其内心极为狂热，上下普遍虚躁，而一旦受到打击，则首先在心理上输了一着。因此，可以说洛涧突击战奠定了淝水大战胜利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作为前锋指挥的刘牢之功不可没。《晋书?谢安传附谢石传》称淝水之战，“(苻)坚之败也，虽功始牢之，而成于(谢)玄、(谢)琰，然石时实为都督焉”。作为抵抗前秦战争的总指挥，谢氏家族居功至伟，谢安子侄论功定赏，自不待言，但这里明确说“坚之败也，功始牢之”，肯定了北府武人集团在淝水战役中的作用。这一评论，暗示着一种重要的变化与趋向，即寒门武人势力已浮到历史前台，显示出力量，与以往作为掌兵的高门人物任意驱使的下贱兵卒的身份有所不同。当然，刘牢之及其所统领的北府将校还没有进入军事决策层，他们依然受到世族代表谢氏的控制，还不是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二)北伐先锋，进抵邺城 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中原又陷入混战，这给东晋经营北方提供了机会。东晋朝廷任命谢玄具体负责北伐。谢玄督阵彭城，分两路北伐，一路西攻河南，“经略旧都”；一路北进山东，转攻河北。刘牢之领兵北进，攻城略地，剿除“所在屯结”的前秦残余势力，致使“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12)。当时苻坚之子苻丕孤守邺城，请求东晋援助，以抗击鲜卑慕容垂的围攻。太元九年(385)四月，刘牢之进抵邺城，挫败了慕容垂，迫使其退守新城。当时慕容垂还不很强大，刘牢之如果能够随机应变，取得苻丕的合作，在军事上并非无对抗慕容垂的可能。但两人都想坐收渔人之利，难以形成合力。在战术上，刘牢之急于与慕容垂决战，以致孤军无援，终被慕容垂打败。《晋书?刘牢之传》载牢之追慕容垂，“行二百里，至五桥泽中，争为辎重，稍乱，为垂所击，牢之败绩，士卒歼焉”，以致最终“牢之以军败征还”。导致这次北伐流产的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严重的内讧与相互牵制；其次，作为前燕的后裔，慕容垂在河北具有深厚的基础，其打出的复国旗号，颇有声势，而刘牢之仓促北进，难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当然，从具体军事战略部署与战术安排而言，作为东晋北伐先锋的刘牢之，他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诸如冒险轻进，缺乏应变能力与战略眼光，体现出其性格与能力的某些缺陷，但根本上则在于当时东晋北伐缺乏内在的强力支持，而北方民族融合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这就决定了淝水之役在本质上是东晋维护江东政权的一次保卫战，而不能成为改变南北分裂局势的统一战争。 北伐受挫，北府兵南撤，作为晋廷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北府将校必然在东晋后期军政局势的演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刘牢之作为这支军队的直接指挥者，自然会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过，历史的变化总是微妙的，作为身处其中的历史人物，其先行者对重大历史转变的认识往往是模糊、朦胧的，不可能像后人分析得那样清晰明白。对于刘牢之而言，他肯定有某种感觉，但作为长期充当配角的人物，他尚没有自觉扮演主角的明确意愿，在性格与能力诸方面也缺乏相关的准备，这便注定他在新的政治经历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悲剧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