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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与明代宫廷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历史研究》2014年3期 马顺平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马顺平,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古代国家形成后,围绕统治者的活动居住场所——宫廷形成了各种保障及服务,豢养动物以供观赏游戏或用于礼仪、祭祀,很早就成为这类服务之一。①中国宫廷园囿蓄养的动物中,多数产自本土,但也有不少是来自藩属及外国朝贡。其中有一种动物——豹,因其与中西文化交流紧密相关,并在不同朝代深入影响到宫廷贵族的生活,从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宫廷养豹,最早可溯及西汉,除了观赏斗乐外,还用于殉葬。②新莽时,豹还被用来作战。③从唐代开始,猎豹和风行于阿拉伯世界的豹猎(cheetah hunting)通过朝贡贸易传入中国,为宫廷贵族所喜好。例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胡俑、章怀太子墓壁画骑马带豹狩猎图、懿德太子墓壁画驯豹图、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胡俑,④以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骑马带豹狩猎陶俑(图1)、骑马带猞猁狩猎唐三彩(图2)等,⑤都说明以猎豹作为狩猎辅助工具的豹猎,成为当时宫廷贵族最为时尚的运动之一。相关文献以及大量表现唐代宫廷贵族进行豹猎、猞猁猎的艺术品,一直为中西学者所关注。早在二战前,穆勒探讨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记载异域禽兽的文章,就涉及猎豹;⑥随后福田幸次郎对波士顿美术馆中收藏的三尊唐代胡俑做了研究,指出其中一尊胡俑所持的葡萄酒壶呈猎豹造型。⑦近年来,张广达利用中西文献结合考古文物,对唐代猎豹和豹猎进行了极为精湛的研究,使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这独特的一章有了深刻的认识。⑧
    唐代以后,豹猎风俗偶见于辽代宫廷。⑨豹猎在蒙元时期,重新在宫廷贵族中流行起来。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图3)描绘了元世祖塞外戈壁狩猎情景,图的右前方一色目骑者马臀蹲踞一头猎豹,这是元代宫廷贵族中豹猎的确证。党宝海利用中西文献,对蒙元时期猎豹进贡和豹猎活动的开展有较为深入的研究。⑩明代建国,太祖朱元璋欲“复汉官之威仪”,蒙元时期流行的豹猎活动戛然而止,加之洪武时期与西域联系陷于中断,猎豹从明朝宫廷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洪武后的官书,也往往有意剔除豹猎的记载。故此,有的学者认为明代文献中没有猎豹记载,或即使有猎豹也仅仅用于宫廷典礼。(11)实际上,明代宫廷不但长期养豹,而且明代帝王进行豹猎也是客观存在的。贺凯(Charles Hucker)从一条间接的史料推断出明宣宗曾进行豹猎。(12)盖杰明从蒙元习俗推断养豹和豹猎是明代宫廷继承自前朝的传统,但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和进行深入论证。(13)
    上述学者的研究颇具启发,但研究范围或不及明朝,或仅仅针对豹与明代宫廷的某一方面加以论述。在深入了解明代豹含义扩大的历史现象基础上,探讨豹在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以及豹在宫廷中的作用等问题,却鲜有全面深入的讨论。近年来,明代宫廷中的蒙元(内亚)因素,成为明代宫廷史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在服饰、宗教、饮食、娱乐等多方面,明代宫廷都受到蒙元(内亚)文化相当程度的影响。(14)研究蒙元(内亚)文化对明代宫廷的影响,恰恰遗漏了豹与豹猎这一似隐实显的重要文化因素。明朝始自永乐迄于嘉靖时期,文献中所见贡豹牵涉地域之广、跨度时间之长、品种之丰富,都一一可考,这既显示明朝与当时世界各地文化经济交流的紧密性,也体现了明朝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掌控,同时又客观反映出当时豹分布的动物地理。明代宫廷养豹的目的是什么?流行于唐、元两朝的豹猎运动是否重新盛行?武宗时期豹房政治究竟与豹有何种关系?以及豹字铜牌上豹的形象如何产生?面对明代宫廷史料稀少的困境,(15)要深入回答上述问题并不容易,幸运的是现存多种文物、图像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本文采取先正其名——界定豹一名在中国古代的意义演变和在明代含义的扩大,继之利用较为丰富的中外文献考察明代宫廷中豹的来源问题,再回到宫廷内部追索豹在明代宫廷中的境遇及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对豹房政治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仅限于与豹相关史实及实物的讨论。
    一、明代对豹的认知
    “豹”这一名称仅为通称,具体可包含猎豹、金钱豹、雪豹等。(16)其中原产自非洲、中西亚的猎豹,(17)从唐代开始,还曾作为中亚诸国朝贡至中国的贸易品种,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媒介。在古代中国,对于猎豹这一中国境内所没有的物种,往往以“文豹”、“驯豹”、“豹”等传统称呼命名。与豹外形区别较为明显的猞猁(Lynx),在明代普遍被称为“土豹”,进入豹的行列,而与前代迥异。本文讨论的“豹”,即建立在这种较为宽泛的传统语境之上,与今天动物学意义上的猫科豹属并不完全等同。尽管中国古代对于豹的种属认定无法达到今天动物学的高度,但也有相对固定的名词来对不同品种的豹加以界定,对这种界定的认知,是正确解读史料的前提。
    除了文豹外,猎豹在明代又被称作金线豹。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豹的不同种属进行了界定:
    其文如钱者,曰金钱豹;如艾叶者,曰艾叶豹。次之,又西域有金线豹,文如金。(18)
    西域金线豹,即猎豹。需要注意的是,猎豹在古代中国,往往以“文豹”的名称出现。“文豹”一名至迟自战国时即已出现,(19)到唐中亚九姓胡开始进贡猎豹后,方开始转化为猎豹之专称。(20)蒙元史料中,大多情形下亦以文豹、驯豹指称源自中亚的猎豹。(21)明永乐时期,中亚诸国贡入猎豹,实录亦多称为文豹。(22)猎豹全身毛色淡黄并杂有许多小黑点,与金钱豹通体遍布铜钱状斑纹有所不同,故曰“金线”。而且李时珍进一步指出金线豹产自西域,为明朝本土所无,这为我们将西域金线豹勘同于猎豹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朝实录》云明宣宗时:“中国以海青为第一宝,以金线豹为第二宝。”(23)可见金线豹在当时之名贵。金钱豹(Leopard)为豹属种中分布最广最常见者,以皮毛黄色通体遍布黑色斑环状如铜钱(“其文如钱”)而得名,历史时期在中国境内分布较广。(24)艾叶豹即雪豹(Panthera uncia),皮毛通体呈灰白色,布满艾叶状斑环,历史上主要活动于亚洲中部高原地带,极难捕获。(25)另外一种明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豹是“土豹”。土豹之名,至少在蒙元时期即已出现,但并不普遍。(26)明代官私文献均习惯将猞猁(猞猁狲、失剌孙)称为土豹。(27)猞猁体型较小,有一对长着黑毛的尖耳朵,尾巴极短,外形与豹有明显差异。猞猁驯化后,亦可用于狩猎,唐代猞猁猎是与豹猎并行深受宫廷贵族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出土文物中多有骑马带猞猁狩猎人物场景。明代宫廷中出现的豹,即李时珍所称金钱豹、西域金线豹(猎豹)和土豹三种。今天看来猞猁与豹是两种不同的物种,但明朝人概称猞猁为土豹,明代宫廷中养豹数量最多的也是土豹,都说明当时普遍将土豹视为豹之一种。本文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在有关明代的论述中将土豹纳入豹的研究范畴,不再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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