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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豹房、豹房公廨与豹字铜牌 豹在明代及其后享有大名，要归结于明武宗兴建豹房，经过种种渲染，“豹房”成为宫廷腐朽堕落的代名词，武宗也成为明朝最为荒唐昏庸的皇帝。豹房从正德二年开始兴建，迄正德十六年武宗猝死于此，共存续了14年。盖杰明、李洵一致指出，“豹房”与“豹房公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前者是养豹之地，后者是武宗处理朝政进行决策的中心。(93)通常意义上说的豹房，准确地讲应该是“豹房公廨”。养豹的豹房与虎城毗连，位于太液池西北岸牲口房南、清馥殿北，记载相对明确。而豹房公廨的位置，则多有异说。盖杰明通过对《燕都游览志》、《万历野获编》、《金鳌退食笔记》、《乾隆京城全图》等明清文献加以排比研究，认为豹房公廨在“腾禧宫以北、赃罚库以南、蓄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东西约阔二百米，南北长二百至二百五十米”。(94)这一结论严谨可信。 豹房公廨除了名称外，其政治内涵已经与豹无关。而将豹、豹房公廨联系起来的唯一实物是豹字铜牌。豹字铜牌，又称豹房铜牌、豹房勇士铜牌，明武宗时铸造，为豹房勇士佩戴的进出凭证。牌呈圆形、上端附云纹形柄及穿孔，正面铸一蹲坐豹，豹头上方自右至左铸“豹字某某号”，背面自右至左铸“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6行27字(图5)。对豹字铜牌的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其正面豹的形象。前文已述，猎豹尾长且双耳短圆，土豹(猞猁)尾极短、双耳尖长并长有一撮黑毛。这种明显的形象差别，在考古文物中可以得到大量印证，以下略举几例。一则是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正下方骑士马背后的猞猁，它两耳尖长直竖，一撮黑毛隐约可见。再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出土的鎏金猞猁纹银盘，(95)猞猁肌肉丰满体型略显夸张，但两只尖耸的耳朵还是明白无误地证明其为猞猁。在古代世界各国艺术史上猎豹与猞猁的形象，大致都体现了这一区别。欧洲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铸造的Leonello d'Este(1407—1450)纪念章的背面，刻画了一只短尾竖耳蒙面蹲坐于方垫上的猞猁(图6)。(96)相反，我们从表现猎豹造型或猎豹狩猎的文物中看，耳朵都是呈圆而短的。此种造型甚多，仅举其一例。18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环海德拉巴城游行图中(图7)，猎豹双耳小而圆。(97)类似的中西文物例证不在少数，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猞猁双耳尖直竖立是中西艺术表现形式中相通的原则。而明代豹字铜牌上的豹双耳直竖，明显是猞猁(土豹)的形体特征，但同时却有猎豹的长尾。何以出现这样的艺术现象？里面又蕴含着什么信息？实际上，从明代宫廷养豹的种类变化，可以找到线索。宣德以后，明代宫廷养豹以土豹为主，而猎豹和金钱豹则数量较少。内府制作豹字铜牌，对应明代豹概念的扩大，在工艺设计上必然要兼顾种类不同的豹的形象。豹字铜牌上豹的形象，恰好融合了土豹尖长耳朵和猎豹、金钱豹长尾的特征。明代诸帝中，武宗在文化取向上最为特殊，他对蒙元、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均有浓厚兴趣。豹字铜牌上豹的形象呈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现象，与武宗正德时期宫廷历史背景有相当契合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