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①《史记》卷3《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页；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大雅·文王之什·灵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5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7《地官司徒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01—602页。 ②《汉书》卷56《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6页；卷89《循吏·龚遂传》，第3638页；卷72《贡禹传》，第3070—3071页。 ③《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页。 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1期。 ⑤郑珉中、胡国强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铭刻与雕塑》，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2—144页。 ⑥A. C. Moule, "Some Foreign Birds and Beasts in Chinese Book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2(Apr. 1925), pp. 247-261. ⑦Kojiro Tomita, "Three Chinese Pottery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vol. 42, no. 250, 1944, pp. 64-67. ⑧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7—204页。关于猎豹传入中国的时间，本文取张广达的研究成果。另，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和藤井纯夫对唐代豹猎亦有研究，张广达文中已加以评述，兹不赘引。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宋真宗天禧五年九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54页。辽代豹猎风俗最早为贾敬颜指出，参见氏著：《文豹白鹘之贡赐》，《民族历史文化萃要》，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9—181页。 ⑩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1)孙机：《猎豹》，《收藏家》1998年第1期；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2)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vol. 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8. (13)James Geiss, "The Leopard Quarter during the Cheng-te Reign," Ming Studies 24, 1987, pp.1-38. 中译本参见盖杰明：《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14)David M. Robinson, "The Ming Court and Inner Eurasia,"《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1—374页；David M. Robinson, "The Ming Court and the Legacy of the Yuan Mongols," in David M.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1368-1644), vol.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65-421.两篇文章内容多有重合，后者较详。另，卓鸿泽的《“演揲儿”为回鹘语考辨——兼论番教、回教与元、明大内秘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7—259页)也部分涉及这一议题。 (15)以《酌中志》为代表的明代宫廷史料，其所描绘的宫廷制度、事迹主要集中在万历、天启时期，而明代宫廷养豹主要在嘉靖之前。(参见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卷17《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3—156页) (16)豹的属种划分，动物学界多有分歧，本文取《中国动物志》之划分法。(参见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3—363页) (17)猎豹(cheetah)最早产地在非洲，后来通过阿拉伯半岛传播至伊朗、阿富汗，再进而到达中亚及印度北部。[参见David P. Mallon，"Cheetahs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ical Summary," Cat News 46(Spring2007), pp.4-7]历史时期今中国境内未发现有野生猎豹，文献中也没有出产猎豹的证明，为动物学界所公认。猎豹与金钱豹、雪豹等属种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猎豹爪只能部分缩回，没有保护性外鞘；第二是猎豹从眼角起有一黑色条纹；第三是性情温和很早就被驯化。(参见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3, 1995, p.148) (18)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1《兽部二·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8页。 (19)郭庆藩：《庄子集释》卷7上《山木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71—672页。 (20)《新唐书》卷2214下《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8页。 (21)猎豹又被称作驯豹，是由于其性格温和、易于驯化，西域进贡至中国猎豹，都是经过驯化后由专职驯豹师伴送而来。参见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第177—204页；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22)《明太宗实录》卷140，永乐十一年六月癸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第1690页；卷169，永乐十三年十月癸巳，第1884页；卷203，永乐十六年八月丁酉，第2101— 2102页。 (23)《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63，世宗十六年三月戊寅，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册，第338页。 (24)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豹属》，第346—350页。 (25)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雪豹属》，第360—361页。 (26)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户部卷之二·典章十六·应副豹子分例》，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70页。 (27)参见《大明一统志》卷89《外夷·女直·土产》云：“失剌孙，即土豹。”(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369页)；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1《兽部二·豹》，第7页。 (28)章潢：《图书编》卷89《国朝诸夷所贡方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71册，第686页。 (2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49，世宗十二年七月乙卯，第4册，第36页。 (30)《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0，世宗十二年闰十二月七月丙午，第4册，第72页；《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4，世宗十三年十二月癸卯、丙午，第4册，第151、152页；《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8，世宗十四年十二月辛亥，第4册，第225页。贡豹时间，以朝鲜使臣出发时间为准。 (3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54，世宗十三年十二月丙午，第4册，第152页。明朝方面却竭力掩饰，宣宗告谕礼臣说：“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若鹰犬之类，更勿进献。”(《明宣宗实录》卷96，宣德七年十一月辛未，第2180页) (32)《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46，世祖十四年四月丙午、辛亥，第10册，第302、303页。 (33)《明太宗实录》卷140，永乐十一年六月癸酉；卷169，永乐十三年十月癸巳；卷203，永乐十六年八月丁酉；卷210，永乐十七年三月丁未，第2127页；《明英宗实录》卷131，正统十年七月戊子，第2608页。 (34)C. E. Bosworth and M. S. Asimov, 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1. 4, The Age of the Achivement: A. D. 750 to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2, The Achievement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0, pp. 281-283.中译本(C. E. 博斯沃思、M. S. 阿西莫夫主编：《中亚文明史》第4卷下册《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文明的成就》，刘迎胜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第235—236页)将Cheetah(猎豹)误译作印度豹。 (35)《西域土地人物略》成书具体时代、著者尚无一致结论。日本学者海野一隆的研究最为深入，他认为该图编撰于嘉靖八年，参见氏著：「『陜西四鎮図説』所載西域図略について」，『東西地図文化交渉史研究』，大阪：清文堂，2003年，第3—32頁。 (36)参见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原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98页；刘迎胜：《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柏桦主编：《庆祝王鐘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09—114页。 (37)这幅细密画是费尔多西《列王纪》插图之一，展现了豹猎在帖木儿宫廷的盛行和被作为身份象征，A Princely Banquet in a Garden，Right Folio of Double Page Frontispiece from a Manuscript of the Shahnama by Firdawsi, 1444,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38)明人及清初编修《明史》，对东察合台汗国的变迁缺乏了解，根据政治中心先后称其为“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吐鲁番”。 (39)《明太宗实录》卷123，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壬戌，第1548页。 (40)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41)胡振华、黄润华：《高昌馆课》(拉丁字母转写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107、122、136页。文书后篇数为整理者所加。 (42)《叶尔羌汗国史纲》附录二《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在位年表》，第213页。 (43)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The Tarikh-i-Rashidi, trans. Denison Ross, ed. and noted by N. Elias, London 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89-90.中译本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5—287页。 (44)高耀亭等编著：《中国动物志·兽纲》第8卷《食肉目·猫科·豹属》，第348—349页。 (45)忽鲁谟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参见廉亚明、葡萄鬼：《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姚继德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9页。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的行香碑中，忽鲁谟斯是唯一被提及的国家。(参见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46)《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40—42页；《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41—43页。前碑“大西马”作“西马”。《瀛涯胜览》等书记载忽鲁谟斯贡品并无豹一项，其原因或为忽鲁谟斯作为中西贸易中转站，其所贡豹来自周边地区，并非本地所出，故为见证过当地实情的马欢等人所忽略。(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忽鲁谟斯国》，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8页) (47)夏元吉：《忠靖集》卷2《圣德瑞应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0册，第495—496页。郑和以使臣自忽鲁谟斯出发时为准，故较夏元吉所记早两年。《名山藏》所记与此相同，当系迻录自《忠靖集》。(何乔远：《名山藏》卷107《王享记三·东南夷·忽鲁谟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20页) (48)《瀛涯胜览校注·阿丹国》，第55—56页。又见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阿丹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36页。麒麟即长颈鹿，花福鹿即斑马。 (49)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前集第10页，后集第20、25页。嗣后《西洋朝贡典录》、《咸宾录》、《明史》诸书所载天方、竹步产豹，皆录自《星槎胜览》。 (50)勾栏山一条系抄自《岛夷志略》，非当时实情。(参见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勾栏山》，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8页) (51)《明史》卷325《外国六·满剌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16—8 419页。 (52)《明宪宗实录》卷141，成化十一年五月甲寅，第2624页。 (53)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满剌加国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页；万历《明会典》卷106《满剌加国》，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76页。 (54)章潢：《图书编》卷89《各畿省府县土产》，第971册，第692页；《大明一统志》卷37《宁夏中卫·土产》，第646页；宣德《宁夏志笺证》卷上《土产》，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弘治《宁夏新志》卷1《物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72册，第197页。 (55)《明英宗实录》卷285，天顺元年十二月辛亥，第6109页；《明孝宗实录》卷68，弘治五年十月庚戌，第1293页。 (56)《明武宗实录》卷67，正德五年九月庚申，第1474页。 (57)《明武宗实录》卷21，正德二年正月戊子，第597页。 (58)章潢：《图书编》卷89《各畿省府县土产》，第971册，第693页；《大明一统志》卷37《陕西行都司·土产》，第655页；嘉靖《陕西通志》卷35《民物三·物产》，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908页。 (59)谢蕡：《后鉴录》卷下，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10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3页。花豹，是鹰的一种。 (60)章潢：《图书编》卷89《各畿省府县土产》，第971册，第692页。 (61)王士翘：《西关志·居庸关》卷4《物产》，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62)《明武宗实录》卷134，正德十一年二月戊寅，第2665页。《后鉴录》为武宗开脱，说这道谕旨为江彬“捏写”。 (63)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2《土产》，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38册，第527页。 (64)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3《中官祈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页。 (65)《明宣宗实录》卷85，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第1961—1962页；《明史》卷304《宦官传一·王振》，第7772页。 (66)《大明一统志》卷89《外夷·女直·土产》，第1369页；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44页；毕恭等：《辽东志》卷9《外志·福余泰宁等达达卫所贡物》，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471页。《李朝实录》记宣德年间建州女真声称奉旨捕捉土豹，除出售于朝鲜外，恐怕还要进献明廷。则奴儿干都司女真诸部之贡豹，当不会迟于宣德朝。 (67)毕恭等：《辽东志》卷4《典礼·女直入贡》，第408页。 (68)宣德后，奴儿干都司例行的驻军和巡江活动取消，奴儿干都司实际上已经失去军事职能，但其下属卫所与明廷的政治经济往来并未终止。 (69)《明英宗实录》卷337，天顺六年二月庚寅，第6885—6886页；《明世宗实录》卷12，嘉靖元年三月辛亥，第423页。 (7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6页。 (7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1《默德那》，第390页；卷15《撒马尔罕》，第487页。 (7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畿辅·西苑豢豹》，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6页；宋起凤：《稗说》卷4《虎豹城》，《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73)《明太祖实录》卷28上，吴元年十二月辛酉，第435页；卷28下，吴元年十二月乙丑，第449页；卷35，洪武元年十月丁酉，第640页；万历《明会典》卷45《礼部三·高皇帝登极仪》，第320页；卷46《礼部四·皇后册立仪》，第322页；卷47《礼部五·皇太子册立仪》第326页；卷53《礼部十一·论功行赏仪》，第343页；卷63《礼部二十一·皇帝冠礼》，第397页。 (74)又，“凡进虎豹禽鸟之类，到于会同馆，就令畜养之人喂养。具数奏闻，送所司收领，至期进内府丹墀内陈设”。(《诸司职掌·礼部主客部·朝贡》，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第1882页)洪武初期尚未打通与西域联系，文献中亦未见到这一时期贡豹记载，所谓“进内府丹墀内陈设”，恐怕和上述典礼用豹一样，都是具文。 (75)据嘉靖七年内官监太监郭绅的报告，天顺、弘治、正德三朝宫廷蓄养禽兽，总数都在两万多只。(参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6页) (76)金幼孜：《金文靖集》卷6之《瑞应麒麟赋》、《狮子赋》、《瑞象赋》、《驼鸡赋》、《黄鹦鹉赋》、《瑞应騶虞颂》等，皆是为此而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0册，第683—689、694页) (7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7页。 (78)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vol.1, p.288.贺凯在文中，将朝鲜进贡给明朝的土豹(Lynx)误译为金钱豹(Leopard)。 (79)盖杰明：《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80)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20《德州随驾观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九》，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8页。 (81)猎豹的驯服及捕猎过程，参见埃及马木鲁克朝(Mamluks)猎师穆罕默德·伊本·芒格利：《论狩猎：本世界大人物们之与旷漠野兽的交往》，转引自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第186—191页。 (82)“玄豹”一名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与白虎连称。参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04页。 (83)《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41，世宗十年九月丁巳，第3册，第611页。 (84)万历《明会典》卷114《膳羞一》，第603页；卷115《膳羞二》，第604页。 (8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1《默德那》，第390页。柯立夫指出，元代存在专门驯养猎豹的职业军户八儿思赤(Barsucˇin)。八儿思(Barsu)在蒙古文中指虎，柯氏所引文书中的八儿思赤(Barsucˇin)应译为虎户。正德时期的“养虎回回”是否蒙元时期虎户余绪，并无确证。(Francis W. Cleaves, "The 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Musee de Teheran,"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6(June1953), pp.1-107) (86)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47《诗部·正德宫词第六》，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2400—2401页。 (87)盖杰明认为“回鹘队”系指豹房勇士中的西域、蒙古人，但回鹘可作回回、畏兀儿解，并不包括蒙古人。(参见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 7—155页) (88)关于此书之版本及研究状况，参见钟焓：《阿里·阿克巴〈中国纪行〉的历史性与时代性——以对十二布政司记叙的分析为中心》，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1— 222页。 (89)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一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90)汉文史料中称之为“西番狗”。(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10《吐蕃》，第376页) (91)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266页。 (92)万历《明会典》卷112《外夷下》，第596页。 (93)盖杰民：《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李洵对豹房政治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论述，参见李洵：《正德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0—94页。 (94)盖杰民：《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95)邵国田：《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96)Medal Bronze, The British Museum, M11, p21.75c. (97)Procession Outside a Walled City, N. d. Milo Cleveland Beach, The Imperial Image: Paintings for the Mughal Court，New Jersey: Grantha Corporation，2012，pp.184-185.莫卧儿王朝有驯养猎豹之传统，豹外出狩猎，往往盛装，有时用牛车或马车送往猎场。 (98)David P. Mallon, "Cheetahs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ical Summary."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