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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夷体系化的理论建构 从战国至西汉，在商周宇宙观的基础上，关于中央与四方的政治观念进一步完善。占据中央位置是正统地位的象征，如《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相对于中央的是四方、四极、四荒、四海等，而这些边缘地带都是与民族相联系的，如《尔雅·释地》云：“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鈆，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春秋时，“中国”观念开始出现，“中国”是相对“四方”“四夷”而言的。《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战国时期，中国观念进一步发展，居于中原的人群有较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先进的，蛮夷应向中国学习诗书、礼乐、技艺等，如《战国策·赵策》云：“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愈演愈烈，中原地区有政治抱负的诸侯皆“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15)能对四夷进行有效的统治，使四夷宾服，是当时各诸侯政治功业的象征。 “中国”与“四夷”被相提并论，逐渐成为华夏进行民族历史叙述的观念基础。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不存在蛮、夷、戎、狄等族群，它们或被同化，或被驱逐，“四夷”与“四方”相配的观念日趋固定化、体系化。所以关于周边民族的记述中，夷、蛮、戎、狄的称谓逐渐固定，并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搭配起来，并成为华夏认识、记述周边族群的基本框架，如《墨子·节葬下》云：“昔者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管子·小匡》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16)《礼记·王制》对民族分布进行了具有典型性的论述，中国与四夷并称为“五方之民”，五大地理区域的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这从语言、习俗、饮食、居处等方面概述了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特征，形成了记述民族的基本框架，对后世民族历史撰述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7) 先秦经典着力探讨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那就是以礼的原则按一定阶序安排各种政治群体，《礼记》记述了一个围绕明堂而举行的政治仪式，在天子、三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后，是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九采，即“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18)在这个秩序中，蛮、夷、戎、狄与东、南、西、北相配，可见，华夏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意识，通过对礼仪的描述表达了一个理想的、严密的政治等级体系，也更加明确了“四夷”在这一政治秩序中的边缘位置。(19)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的进一步凝聚，中原王朝国力的增强，郡县制逐渐向周边地区推行，中原地区建立了同质化的社会，汉人主体意识开始出现，汉代四夷体系的理论建构逐渐完备。(20)同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交流逐渐增加，中原人收集到了更丰富的各民族信息，对各地区民族的认识更为深入，并有意识地对各民族进行了分类，开始明确地按蛮、夷、戎、狄来记述各民族的情况。如东汉应劭按地理方位划分了各民族，记述了各区域民族种类及文化特征，《风俗通义》记载： 东方曰夷者，东方仁，好生，万物抵触地而出。夷者，抵也，其类有九：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一作蒲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南方曰蛮者，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蛮者，慢也，其类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垓首，三曰僬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轵，八曰旁脊。 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其类有六：一曰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刚。 北方曰狄者，父子叔嫂，同穴无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类有五：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21) 这无疑是对四夷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正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四夷分类体系，这种体系化的记述方式为后世传承并不断强化，主导了历代民族记述的基本框架，也是古代认识民族问题的基本标准之一。对四夷记述逐渐体系化、模式化的过程也是华夏族逐渐壮大的过程，这在历代史籍中民族历史记述的发展上有直接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