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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民族政权对四夷体系化记述模式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是以华夏或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但建立中原王朝的民族并不必然是华夏或汉族，在历史上，各民族政权或交替，或并立，有的占据中原，有的立于中原之外，偏安一隅，但也以中国自称，在历史编纂上也复制了这一民族历史记述模式，以此来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 中原汉族王朝理所当然认可这一民族历史撰述模式，在历史记述中抬高华夏的地位，同时强化四夷的边缘地位。《通典·边防典》以华夏为核心，分四夷叙述各民族历史，但重在宣扬华夏的正统地位，《通典》总序云：“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北宋《太平寰宇记》把“西夷”列于全书之末，其《四夷总序》云：“自是以降，唐史所书，推其土域所存，记其名号之变，载于国史之末，以备华夏之文。……凡今地理之说，盖定其方域，表其山川，而四夷之居，本在四表，虽猃狁之整居焦获，陆浑之处于伊川，其人则夷，其地则夏，岂可以周原、洛邑谓之夷裔乎!”(24)历代修史者所构建的四夷体系的作用就是突出华夏或中原王朝的地位，如明代万历年间何乔远撰《名山藏》，为一部明朝史，全书分37记，书末的卷一〇五至卷一〇九为《王享记》，分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四部分来记述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少数民族，借此来宣扬明朝的上国地位，《王享记》序高度赞颂了永乐年间四夷来宾的盛况，其云：“四夷君长，执赆献琛，顶踵相望。赐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阙庭，叹未尝有。”(25) 在西晋末期，北方各民族政权蜂起，经过激烈的角逐，拓跋鲜卑最后占领中原地区，建立了北魏，北魏统治集团十分重视通过修史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魏书》称北魏是“中国”“皇魏”“大魏”，并宣称魏乃“神州之上国”，而称东晋为“僭晋”，称南朝宋、齐、梁为“岛夷”，称十六国诸政权为“私署”“自署”等。(26)在此观念的指导下，《魏书》卷九五至卷九九为西晋末至北魏各族政权创建者的传记，卷一〇〇至卷一〇三按东、南、西、北的方位顺序记述了北魏周边各族历史。《魏书》基本上认同了汉晋以来民族历史的撰述模式。 宋、辽、金、西夏并立时期，各族政权也通过对四夷历史的记述来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宋朝面对异族政权的压力，统治上层在观念上严夷夏之别，在民族历史记述中强化四夷体系。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民族历史部分附于全书之末，称为《四夷附录》，其按语称：“呜呼，四夷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四夷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但辽朝统治者对《新五代史》列契丹于《四夷附录》的反应比较强烈，辽寿隆二年(1096年)，史臣刘辉向辽道宗建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其为礼部郎中，任史馆修撰。(27)因为辽朝统治集团也自认为是中国，与宋是兄弟之国，也是正统的中国王朝。(28) 元、清两朝为蒙古、满洲所建立，两朝所修正史中没有按照四夷体系来撰述民族历史，把以前的四夷的一部分民族名为“外国”，可能出于避讳本民族出自前代中原王朝所称的东夷、北狄的考虑，但仍称南方民族为“蛮夷”。但在两朝修纂的其他体例的史书中仍沿袭了这个四夷体系。 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把更多的民族纳入其统治之下。《元史·地理志》云：“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所以《元史》虽立有《外夷传》，但所记不是境内的民族，而为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瑠求等与元朝有贡属关系的诸国，对境内东北、西南等地区诸民族，主要在《元史·地理志》中有所记述。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记述民族历史的部分为《四裔考》，实质上是以中国的角度记述四夷历史，如记载女真历史至南宋绍兴九年，这是因为女真所建金朝“自晟至守绪凡八世而亡，其事迹具见国史，以其既窃有中原，故事迹不入四裔之录云”，(29)可见是否占据中原成为判定华夷的标准。 作为清朝统治上层的满洲人，本为明代史书所称的“东北夷”，但统治上层在占领中原之后便以中国之主自居。乾隆中期以后，在清朝皇帝看来，中国已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清朝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所居的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阔无垠的边远地区。(30)但清朝统治集团也认同了历史编纂中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清朝的官修史书甚至将四夷范围延伸得更远。清朝鼎盛的乾隆时期编纂了《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其总案语云：“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三代以降，中原幅员，视主德为广狭，四裔远近亦随时转移。懿惟我国家统一函夏，四裔宾服，列圣经营，宅中驭外，百余年来，声教覃敷，梯航洊至。皇上继承鸿烈，平定准夷、回部，开疆二万余里。前代号为寇敌者，皆隶版籍，重译贡市，规模益远。”(31)这表明了清朝统治集团“宅中驭外”以求“四夷宾服”的政治构想，关于“四裔”的记述也是这一观念在史学上的系统表述。 在此基础上，清代“四裔”的内涵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内属的蒙古、西藏、回部等不再称之为夷，四夷的范围在地理位置上继续向外扩展，《清朝文献通考》记述的四夷，东为朝鲜、日本、琉球；南为安南、南掌、广南、缅甸、葫芦、暹罗、港口、柬埔寨、宋腒朥、柔佛、亚齐、吕宋、莽均达老、苏禄、文莱、马辰、旧港、曼加萨、噶喇巴、意达里亚、博尔都噶尔、英吉利、干丝腊、荷兰、佛郎机、瑞国、嗹国；西为东西布噜特、安集延、霍罕、纳木干、玛尔噶朗、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北为俄罗斯、左右哈萨克、齐齐玉斯、谔尔根齐。(32)清朝统治集团认为已将历代四夷地区纳入了版图，其疆域超出历代上百倍，相应地，四夷所处的位置就应该向更遥远的地方延伸，所以在历史记述中对四夷进行了新的建构，这也是四夷体系自然发展的过程。正如许倬云所说，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自商周以来，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富资源的“中原”自以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边陲”，不断地通过“他者”界定其自身，这一“自—他”的相对地位，又具有“中心—边陲”的互动。“中心”不断因为扩张而改变其范围，“边陲”也相应地变化。原来的“边陲”可能融入“中心”，而在周边又有更遥远的地区成为新的“边陲”。(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