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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 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方式在战国至秦汉建构完成后，成为中原王朝记述周边民族历史的基本理论框架，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中关于民族的记述，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基本认识方式。 1.正史中的四夷体系化记述 秦汉以后，周边族群在中原王朝的政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北方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肘腋之患，民族历史是历代正史不得不专门记载的内容。《史记》《汉书》中还没有形成整齐的“四夷传”，《史记》的六部少数民族列传依次为《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朝鲜传》《大宛列传》，《汉书》的民族列传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两书对民族的记载大致按围绕中原的地理方位顺序而展开，虽然未完全采用四夷的模式，但开创了以后正史四夷列传的基础。 从魏晋到隋唐，正史中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逐渐形成。南宋范晔撰《后汉书》，开始突出了各民族的方位次序，以此为标准对民族进行了分类，《后汉书》卷八五至卷九〇记述的民族依次为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梁书》卷五四为“诸夷”，分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三部分来记述。在唐代的正史修纂中，完整的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正式确立了。《晋书》卷九七为民族列传，修史者正式把这一记述民族历史的部分称为“四夷”，其中东夷包括夫余国、马韩、辰韩、肃慎氏、倭人、裨离等十国；西戎包括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国、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南蛮包括林邑、扶南；北狄即匈奴。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才开始接触的西域各城邦国家，已逐渐纳入既有的四夷框架之中。《隋书》卷八一至卷八四分别为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南史》卷七八“夷貊”上记述了海南诸国、西南夷，卷七九“夷貊”下记述了东夷、西戎、蛮、西域诸国、北狄。《北史》卷九四至卷九九为民族列传，其按语称：“自魏至隋，市朝屡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时。今各编次，备《四夷传》云。”其卷九四为高丽、百济、新罗、勿吉、奚、契丹、室韦、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流求、倭；卷九五为蛮、獠、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卷九六为氐、吐谷浑、宕昌、邓至、白兰、党项、附国、稽胡；卷九七为西域；卷九八为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卷九九为突厥、铁勒。正史对西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的确立，说明在汉末以后300余年的分裂后，重新统一，隋唐是一元化天下秩序的再建与定型时期，(22)为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一元化天下秩序，正史修纂者也有意识地在观念上建构了一个四夷体系。 唐以后，四夷记述的体系化在正史中得以延续并不断完善，《旧唐书》卷一九四至卷一九九，先是单卷记述了对唐朝构成重要威胁的突厥、回纥、吐蕃，然后是分南蛮西南蛮、西戎、东夷、北狄四部分介绍其他民族的历史。《新唐书》卷二一五至卷二二二，也先是重点介绍突厥、回鹘、吐蕃、沙陀的历史，然后分北狄、东夷、西域、南蛮四部分记述其他各族的历史。欧阳修《新五代史》更是以《四夷附录》把这一体例推向极端，为突出宋朝的正统地位，把四夷置于全书的附录位置。 在各部正史中，四夷附于全书之末，在整个史书结构中也处于边缘地位，而史学的体例正是现实民族观念与分布格局的反映。 2.杂史、政书、方志中的四夷体系化记述 历代正史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影响了其他体例史书的编纂，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杜佑所撰典制体史书《通典》中的《边防典》。杜佑在安史之乱后，出于总结历代边防策略的撰述宗旨，在《边防典》中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叙述各民族历史，《边防典》序中也引用《礼记·王制》等经典来论证划分四夷体系的必要性，在这一体系下，杜佑对前代正史及当时所能收集的民族资料进行统一的编纂。《边防典》凡16卷，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叙述各族历史，从边防策略的角度总结各地区民族的特征。每一部分开始都有“序略”，对四个区域的民族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概述，共收入民族百余种，确定了典制体史书中民族史编纂的模式，以后的典制体史书基本延续了这一撰述体系。《边防典》是较为完善的四夷体系的表述，所记载的民族如下： 东夷朝鲜、濊、马韩、辰韩、弁辰、百济、新罗、倭、夫余、虾夷、高句丽、东沃沮、挹娄、勿吉又曰靺鞨、扶桑、女国、文身、大汉、流求、闽越。 南蛮盘瓠种、廪君种、板楯蛮、南平蛮、东谢、西赵、牂牁、充州、獠、夜郎国、滇、邛都、筰都、冉駹、附国、哀牢、焦侥国、樿国、西爨、昆弥国、尾濮、木绵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焚濮、松外诸蛮。(岭南蛮獠)黄支、哥罗、林邑、扶南、顿逊、毗骞、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盘盘、赤土、真腊、罗刹、投和、丹丹、边斗、杜薄、薄剌、焚、火山、无论、婆登、乌笃、陀洹、诃陵、多蔑、多摩长、哥罗舍分。 西戎羌无弋、湟中月氏胡、氐、葱茈羌、吐谷浑、乙弗敌、宕昌、邓至、党项、白兰、吐蕃、大羊同、悉立、章求拔、泥婆罗、楼兰、且末、杅弥、车师高昌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乌孙、姑墨、温宿、乌秅、难兜、大宛、莎车、罽宾、乌弋山离、条支、安息、大夏、大月氏、小月氏、康居、曹国、何国、史国、奄蔡、滑国、嚈哒(挹怛同)、天竺、车离、师子国、高附、大秦、小人、轩渠、三童、泽散、驴分、坚昆、呼得、丁令、短人、波斯、悦般、伏卢尼、朱俱波、渴盘陀、粟弋、阿钩羌、副货、叠伏罗、赊弥、石国、女国、吐火罗、劫国、陀罗伊罗、越底延、大食。 北狄匈奴、南匈奴、乌桓、鲜卑、轲比能、宇文莫槐、徒河段、慕容氏、拓跋氏、蠕蠕、高车、稽胡、突厥、铁勒、薛延陀、仆骨、同罗、都波、拔野古、多滥葛、斛薛、阿跌、契苾羽、鞠国、俞介、大漠、白霫、库莫奚、契丹、室韦、地豆于、乌洛侯、驱度寐、霫、拔悉弥、流鬼、回纥、骨利干、结骨、驳马、鬼国、盐漠念。 “十通”的其他各书基本上沿袭《通典》这一体例，只是在民族史资料上根据时代发展而有所补充，尤其以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最具代表性。在这些史籍中，对民族历史的记述部分无论是名为“边防”“四裔”还是“四夷”，其对周边各民族的体系化、类型化的叙述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纂了一部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全书共200卷，其中卷一七二至卷二〇〇为“四夷”，其体例基本沿袭了杜佑的《通典·边防》。与此同时，李昉等纂《太平御览》全书1000卷，以天、地、人、事、物等分为55部，其中卷七八〇到卷八〇一为《四夷部》，共22卷，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来叙述各民族历史。在每部分之前都有“叙”，引经据典对各部民族历史的源流进行概述。 在元末战争中，为了加强反元的号召力，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明朝建立，恢复了“中华”的正统地位。在明代的民族历史撰述中，为突出“中华”的地位，以“四夷”为名的著作较多，如叶向高《四夷考》、郑晓《皇明四夷考》、慎懋赏《四夷广记》、郑大郁《四夷考》等。这些著作基本上沿袭了历代正史所确立的四夷体系，如叶向高撰《四夷考》按地理方位顺序叙述明代各民族的历史，该书卷一为朝鲜考、日本考、安南考；卷二为女真考、朵颜三卫考；卷三为哈密考、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卷四为西番考、吐鲁番考；卷五为北虏考。 明万历年间，罗曰褧撰《咸宾录》，此书共分八卷，按地理方位划分为《北虏志》一卷、《东夷志》一卷、《西夷志》三卷、《南夷志》三卷，所记民族的分布地域超越了前代，开始向外延伸。严从简于万历二年(1574)撰成《殊域周咨录》，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来叙述各民族情况。东夷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南蛮包括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三佛齐、浡泥、琐里、古里、苏门答剌、锡兰、苏禄、麻剌、忽鲁谟斯、佛郎机、云南百夷；西戎包括吐蕃、拂菻、榜葛剌、默德那、天方、哈密、吐鲁番、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火州、撒马儿罕、亦力把力、于阗、哈烈；北狄包括鞑靼、兀良哈。《殊域周咨录》专列“东北夷”记述女真历史，这表明了明中期以后女真对明朝东北边防的压力不断增强，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不得不予以特别记述。 清康熙年间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分为6编32典，其中《方舆汇编》包括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边裔典共140卷，按四夷分类体系把历代民族分为542部，每部分为总论、汇考等，把历代有关民族的记述编纂到一起，在一定意义上边裔典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民族通史。 在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撰述中，虽然一些少数民族也形成了本民族历史的撰述传统，但从整体来看，华夏、中国或中原王朝一直是记述主体，为了强化华夏、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地位，民族历史的撰述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记述历史模式塑造了一个环绕华夏或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一历史叙述体例在正史、典制体史书、方志、专著之间文本与文本的模仿与复制，表明了民族历史记述之间的具有一种同构的叙述模式。(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