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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是在独特的地理生态与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商周时期，中原的农耕人群创造了发达的文明，形成了相对于四方族群的优越意识，春秋时期诸夏更强调华夷之别，为了加强华夏的凝聚力，华夏或中原王朝通过对各区域民族进行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塑造了一个环绕华夏的边缘，以此来加强华夏的凝聚力，从而确立了民族历史记述的基本模式，并主导了中国古代认识民族问题的思维方式。历代各民族建立的王朝也认同这一记述方式，不断传承、复制这一民族历史记述模式，通过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以强调各自的正统地位，并按地域总结各地理区域民族的特征，探讨制四夷之道。 晚清，较早具备世界眼光的官员、学者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的著作中依然保留着“四夷”这一记述方式，把西方国家放在既有的四夷体系中来认识。但在现实政治中，列强逐渐向清朝边疆民族地区渗透，在日、俄、法、英等的挑唆下，周边民族有脱离清朝管辖之势，甚至，作为四夷体系中“东夷”之一的日本，积极宣扬“脱亚入欧”，要在观念上摆脱这一体系的影响。甲午战争中清朝被“东夷”日本击败，持续两千年的四夷体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同时，随着西方地理学、民族学等著作的传入，也动摇了既有的关于民族历史的知识体系，在学术观念上，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方式逐渐发生转化。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传统，新的国家观、民族观逐步确立。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迅速发展，这需要重新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新的民族史观及撰述模式开始形成。 注释： ①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17页。 ②参见王爱和著，金蕾、徐峰译：《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第二章“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另见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6-94页。 ③参见蔡沈：《书经集解》卷二《禹贡》，《四书五经》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7-38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三九《职方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9页。 ④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⑤《史记》卷一四《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2页。 ⑥(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页。 ⑦(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闵公元年，第214页。 ⑧(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僖公八年，第266页。 ⑨(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襄公四年，第817页。 ⑩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一六《郑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1-462页。 (11)王明珂：《华夏边缘》(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12)后世也强调民族分布的地理意义，《周书·异域》：“是知雁海龙堆，天所以绝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内外也。”《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了狄仁杰也曾上表论说了这种关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新唐书·天文志》提出了“两戎”的概念，“北戎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戎自岷山、蟠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传》谓北戎为‘胡门’，南戒为‘越门”’。 (13)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4)参见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19页。 (15)朱熹：《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上》，《四书五经》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7页。 (16)《管子》为战国中期成书，参见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7)《淮南子·坠形训》把五方之人的形象、性格与五官、五色、五脏及五方相配，形成了一个整齐的观念体系，也表明了西汉时期对各区域人群的抽象认识。 (18)(唐)孔颖达，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明堂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8-1259页。 (19)另见《逸周书·王会解》中的《四夷献令》，按地理方位划分四夷，根据地理方位记述了每一地区的民族及所贡方物：“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鰂之酱，鲛鼥、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闟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氐、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駼騠、良弓为献。”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70-983页。 (20)参见[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二章“天下的领域结构——以战国秦汉时期为中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0-65页。 (21)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7-488页。 (22)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讨——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2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7页。 (24)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二《四夷·四夷总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96页。 (25)(明)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3页。 (26)参见张莉：《〈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7)《辽史》卷一〇四《刘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5-1456页 (28)参见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 (29)(元)马端临编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010页。 (30)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1)《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第638册，2005年版，第579页。 (32)《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第579-580页。 (33)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