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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探讨白本独具特色的原因。白寿彝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史学概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不同，他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一本《史学概论》。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后，白寿彝才在1981年为《史学史研究》季刊写作《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过程中逐渐酝酿编写史学概论的总体思想(36)。稍后，为了将设想转化为实际行动，白寿彝等学者于1981年11月提出了史学概论的编写提纲，1982年开始分头撰写有关章节，1983年便出版了《史学概论》一书，1985年第2次印刷。在《史学概论·叙论》之“本书的编写大意”中，白寿彝专门论述了他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本书认为，史学概论作为一个学科，是有自己的特定任务的。它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指导下，概括地论述史学在发展中为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及其成就，并应该指出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它跟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法、史学史的学科任务各不相同，而在内容上却不可避免地要有所联系。对于近年国内有争议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应由有关的历史科学去研究解决，可不必在这里进行论列。”(3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寿彝论述史学概论是以“史学在发展中为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及其成就”为研究对象，简言之就是史学自身，这里的史学是不论国界、时段、阶级属性的；同时，白寿彝提出要将史学概论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这无疑将史学概论定位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史学概论与历史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教学。在上述编写原则指导下，成书后的白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继承”原则指导下，从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史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并总结其成就。其中，它将历史观视为史学的灵魂，不仅阐述了唯物史观，而且还论述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其他历史观内容；历史文献部分则主要从历史和应用的角度进行论述；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内容则纳入历史编纂部分，用三章篇幅进行论述，可见重视程度之高；史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部分被看作是史学的外部联系问题，从历史和借鉴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分内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遗产进行了有价值的总结。当然，白本所界定的史学概论并不止步于史学遗产的总结，它最终的目的在于，指出当时史学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而要指明当时史学工作的重大任务，就必须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进而探索其发展趋势，以便明确了解当时史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加以改进。在白本的后三章，主要在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当时史学的主要任务问题，指明了史学建设的途径。这样看来，如此安排相关内容在逻辑上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不过如前文所论，在白本公开出版后，有不少学者就鉴于它偏重于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论述而认为，“它的史学史色彩比较突出，显得‘保守’，甚至有些‘陈旧’”(38)，是一部具有史学史色彩的史学概论类著作。这固然是一种实情，但当我们走进白寿彝的学术世界后，就会立马明白了其中的缘由。白寿彝(39)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和历史教育等方面，他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白本之所以会映现出浓重的史学史色彩，则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历与情怀，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白寿彝就开始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可以说是他接触中国史学史的开端。后来，从1961年到1965年间，他因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古代部分”，进而把教学和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史学史方面。当时，他不仅重开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杂志(即现在的《史学史研究》)，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文章(40)，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内部印行，1964年版)。在此阶段，他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这项工作却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得不中断。粉碎“四人帮”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年过古稀的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支持下，不仅成立了史学研究所，恢复了《史学史资料》编印工作，招收了一批新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生，而且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展中国史学史方面的研究。(41)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在1981年，白寿彝承接20世纪60年代所作的《谈史学遗产》一文，连续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等四篇文章，继续探讨史学遗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42)，并在此过程中酝酿他编写史学概论的总体思想，即“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以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43)。当我们将上述五篇关于史学遗产问题的文章与成书后的白本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可以说，白本就是在上述五篇文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因为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寿彝就已经提出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应该包括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学遗产、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等问题的研究(44)。接着在后四篇文章中，他又进一步就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而这些都是白本的核心问题。若结合白寿彝于1986年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关于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的论述来看，我们还会发现他所界定的史学史研究也是围绕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展开的。因为他认为，“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45)，而“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即本书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46)由此可见，白本不能不具有浓重的史学史色彩。当然，也不能据此就认定白本是一本史学史类的理论著作。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主编者的思考吧!白寿彝曾说，他主编的这本书并不是史学史，因为史学史与史学概论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同时，对于白本偏重于史学遗产论述的问题，瞿林东在《白寿彝先生和〈史学概论〉》一文中专门谈了自己的看法。瞿林东认为史学遗产同史学概论的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历史学的理论从何而来?”他给出的回答是：“史学遗产是史学理论的源泉和土壤，离开了史学遗产来谈论史学理论，难免流于空论，或者说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失却了“源”，其“流”自然不长”。(47)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在史学概论中论述史学遗产或史学史的问题，以保证史学理论问题可以源远流长。这可谓是对白本编纂思想的重新提倡，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