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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回到前文曾经提到的话题。在白本中，唯物史观的内容只占全书总量的3.52％，这无疑与葛本和田本对唯物史观的偏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然而，我们并不能以此就判断白本不注重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而是应该结合白寿彝的学术经历和白本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从白寿彝的成长经历来看，无论他所学专业还是师承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他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对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不过，可喜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48)，“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自觉精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49)，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批学者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50)。如从1952年出版的《回族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就可以看出白寿彝“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51)。同时，他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察觉到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概论具有不同性，但是迫于形势，白寿彝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史学概论这门课时，主要讲授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他并不认为这种讲法就是对的，为此，多年来他都深感不安。不过，这一教学经历，无疑使他更加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寿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原则指导下，大胆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概论虽然有关系，但二者是不同的学科，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替代史学概论。具体来看，在白本中白寿彝指出，对于历史上人们如何看待历史命运的决定因素、历史的运动规律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概论都要论述，但前者只是抽象地回答，后者则要对历史上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说法作概括性论述。另外，史学概论还要论述中国史学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点，将其看成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总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是辨证唯物主义在对待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具体运用，史学概论必须以其为指导，必须阐述它的基本原理，可是还必须论述史学的其他方面，而不能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史学概论的全部任务。至于讲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该更详尽地阐述它的丰富内容，而不必再讲史学的其他方面了。(52)由此，我们看到，除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白本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重点论述了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等史学的其他方面。在论述唯物史观的相关问题时，白寿彝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53)这可以说是经历“文革”后，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自己信仰的重申，正如白寿彝自己所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严峻的斗争之后，就会以更加坚定的信念，举起唯物史观的旗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而努力前进”(54)，这是史学家对时代的体验，对自己心路历程的总结。由此反观白本的逻辑体系，才能体会到白寿彝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说的“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今后我仍将走新路”(55)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可以说，白本是七旬老人白寿彝“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56)的产物，是其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性的尝试(57)。当然，在新时期，白寿彝的学术创新还有许多，其中费时20年由他任总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便是一项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些作品都明显地具有“白寿彝风格”，正如瞿林东所总结的那样，“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可以这样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从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58)我们回到比较的正题上，与葛本、田本相比，白本显然没有涉及外国史学和历史研究方法等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对此，白寿彝当时就深表无奈，说“本来也想论述一下国外的史学，因为所知太少，也就不写了。希望对国外史学有研究的同志，分别写出一些关于外国史学的专书。如果有条件，我们也希望在这本书里，逐渐得到这方面的充实”(59)。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也反映了当时史学发展的一个实情。其实，史学界并没有拘泥于此而予以严苛，白本独特的体系结构和较强的专业性与知识性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比如瞿林东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是最具有独特风格、最具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是真正同中国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理论著作”(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