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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夏代国家产生的若干实证问题 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的产生，依据的基本上是传世文献资料，夏代本身并没有文字资料留传给后世，这些资料有关夏代史事人物的记载都属于后人对前代追述的性质。因此，一些学者难免对文献所记某些夏代史事产生怀疑，甚至怀疑到夏代在历史上的存在。除此之外，由于有关夏代文字资料的短缺，以及后人对夏代史事记忆的模糊性，又难免使当今学者对夏代历史的真相产生许多分歧。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准确阐释夏代国家的产生并获取更多认同造成了困难，所以有关夏的一些实证问题还必须用相当大的力气来解决。 （一）夏是否为后人杜撰的朝代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对夏在历史上的存在提出过质疑。其影响最大者，一位是杨宽，他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5］281；另一位是陈梦家，他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帝禹至帝癸之十四世，即商先公帝喾至示癸十四世，也就是说，夏史不过是由商先公的历史改编而成［6］330~332。 这些学者质疑夏代存在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夏代没有自己的文字，甲骨文字中也未见有夏代的踪迹。近年来，随着夏文化及夏史探研的展开，一些海内外学者重拾过去杨、陈两位先生的论点，再次提出夏非历史上存在的朝代。苏联学者刘克甫在《夏民族国家：事实还是传说》一文中谈到，一个民族国家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所依据的文献必须是书写的而非口传的，是当时的记录者写就的而非后来的，是用本民族的语言而非其他民族的语言写成的，而目前有关夏的种种证据，均不具备以上三个要素③。此论点实际仍是强调夏未有自己留下的文字资料，因而只能是传说而非事实上的朝代。 对于海内外学者的质疑，笔者曾在《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一文中作过辨析：第一，夏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传说，但这个传说却非一般传说可比。它出自我国最早的文献《尚书·周书》，其中许多篇章不止一次地提到历史上的“夏”或“有夏”。这些篇章皆属《尚书》里的真“周书”，即记录周统治者的各种诰词或所发布命令的文件档案。此类文字所提到的史事即使不能遽定为真的历史，似亦不应轻易否定之。第二，甲骨卜辞之未见有关于夏的记录者，乃因为卜辞只是商代后期商王（及部分贵族）占卜活动的记录，内容只是商王（和部分贵族）其时遇到的各种政务和日常生活琐事。它们不是史书，也不是政论文章，不必非提到过去的王朝不可。但卜辞提到了夏后氏的后裔杞，因为商王在征人方的过程中到过杞，这实际也提供了夏后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信息。此外，商末金文也有关于姒姓杞国族的记录，可以与卜辞相互印证。第三，文献除记载夏后氏的活动以外，还记载了其时与夏同姓或与夏结为姻亲及在夏朝廷任职的其他一些氏族。通过考证，可知它们的居处都围绕在夏后氏族的周围，表明夏代也存在着一个如同以后商周国家那样的内外服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文献所记夏代社会具有某种真实性。第四，考古发现相当于夏代晚期且在夏人活动范围内的二里头遗址已具有王都的规模，并出土有大量高等级的礼仪用品，其为夏晚期的都邑，应属较合理的推测。二里头遗址的存在及其附近的偃师商城的发现，实乃共同反映了夏商之际的历史鼎革④。限于当时资料不足，这篇文章对相关论者的回应尚有未尽如人意之处。 可喜的是，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夏在历史上的存在，亦正获得更有力的实证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来自河南濮阳高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如《左传》《世本》《竹书纪年》中都有夏初夏后相都于濮阳帝丘的记载，其中《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叙到，春秋时期的卫成公刚迁都帝丘，便有卫国的祖先卫康叔托梦给他，说夏后相将他供奉给自己的“享”夺占了。此无疑反映了春秋卫国所迁居的这座都城是在过去夏后相所居都邑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一史实。考古发现的高城遗址也显示出，春秋卫国都城正叠压在由夏初（或稍早时期）开始垒筑起来的一系列夯土城的基础之上［7］18~30。这些文献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清楚地反映了文献记载中的夏初这一段史实的可信性。 一些学者对夏代文字重要性的强调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像夏这样的早期国家，未必非通过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证明它的存在。美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指出：“鲜为人知的原始国家的情况都先于复杂文字的出现，因而，关于这些国家的唯一记载是它们的物质遗留物——即古代人们的活动和环境的物质遗留物。”因而他主张“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接近早期国家”［2］6。哈斯的说法更加实事求是，了解国外考古的人都知道，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并不乏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证实传说中古文明的例子。有鉴于此，依凭目前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已经可以得出夏非后人所杜撰的朝代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