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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禹治洪水的真相 上文已经表明，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的产生，同它的第一位国君禹曾经领导治理洪水有关。但有关禹治洪水的真相，许多学者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一些人受疑古派学者顾颉刚等人的影响，甚至怀疑禹治洪水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事。在尊重事实与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对禹治洪水的故事包括古代是否真的发生过洪水、洪水的性质以及禹治洪水的真实内容等，有必要作出明确而合乎事理逻辑的解答。 我国古代许多文献都谈到尧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曾遭遇到巨大的洪水，因而命令下属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领导治理洪水，以救助众民。这个传说与近年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豳公盨的记叙相互印证，不宜轻易否定。但如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洪水传说一样，这个传说又不可避免地加进了许多人为的附会和神化内容，特别是夸大了洪水发生的范围和禹治水的功力。从正确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清理。首先是洪水的性质。根据当时的气候环境和尧、舜、禹部族联盟的性质，我们认为彼时洪水必不会如某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遍及天下九州的大洪水。彼时天下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有洪水，尧（以及之后的舜和禹）也管辖不了天下那么多地方的事情。就气候环境的变迁而言，其时整个中国北方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其实是朝着干冷的方向发展的，这样的气候环境应不会造成各地普遍持续的大洪水。尧、舜、禹只是在他们自己领导的部族联盟的地盘内对洪水进行治理工作，而该地发生的洪水亦是因了气候以外其他自然环境的原因⑤。实际上，过去很多学者也不相信尧时洪水有遍及天下九州的规模，徐旭生先生就曾指出，尧时洪水只发生在古兖州及其附近［11］139~140。他根据的是《禹贡》中两条有关大禹治水的文字，同时考虑到“当日的著名氏族差不多全在兖、豫、徐诸州境内”的事实。笔者认为徐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古兖州实际就是古河济之间，那里正是夏后氏及其同姓、姻亲盟邦居住的地方，也是尧、舜、禹部族联盟包含的范围。只是徐先生没能指出洪水发生在这一带的根本原因，并且，他相信禹和他的部族一开始就居住在豫西的外方山下，即今河南登封附近，这未免让人感到遗憾。 今天看来，当时的洪水发生在古河济一带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这里的低洼地势。古河济地区位于华北大平原的中东部，处在西（太行山）东（蒙泰山地）两个高地之间，境内河流纵横、湖沼遍布，兼处黄河下游，自古迄今无数水患都在这里发生，尧时洪水发生在这里并不足为奇。然而文献为何不记在它之前或之后的水患，唯独突出这次水患的发生？这要从古代气候环境的变迁及其带来的人口迁徙谈起。盖尧、舜之前更早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尚未走出所谓气象学上的“大暖期”，兼以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在一些地方尚未成型，气候湿热，河流湖泊众多、沼泽遍布的情形较后世更为突出，因而选择在这里居住的人口并不多，除了一些较高地势之外，多数地区无人居住。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在这里分布的稀少状况，便可从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点。迨至龙山文化时期，这里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方的聚落增加了许多，一些地方甚至是成十倍、十数倍的增长，遗址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古城。原因何在？实因气候变化所致。由于气候突然变干变凉，导致这里的湖泊池沼大面积萎缩，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迅速堆积发育，这意味着环境提供给人类居住与生存繁育空间扩大了。反观周围其他一些地方，如陕西渭水流域和豫西部分地区，却因气候的干凉以及人们长期过度的开发，出现了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相对紧缺与匮乏，并造成了这些地方的人口向古河济地区的转移，促成古河济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四方辐辏、聚落繁庶的经济文化中心。而当大家纷纷聚集到此以后，却又发现这里的低洼地势极易发生洪涝灾害，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又不得不付出极大的艰辛来对付反复出现的洪水，以解决在低地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的问题。现在人们到古河济一带进行考古调查，仍可发现大量当年为对付洪水留下来的居住遗址——丘，就是人们在一些较高地势上构筑居室，世代不离，经年累筑，致其不断增高而形成的聚居场所。考古专家称其产生大多在龙山文化时期，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在洪水条件下曾反复地“降丘宅土”（《尚书·禹贡》），可作相互印证。这便是禹治洪水发生在那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 禹对洪水治理的方法，古今一致认为是“疏导”，即开挖沟洫，使大面积滞留在平原洼地上的洪水排泄到河水的干流或下游湖泊中去。日后孔子称禹功为“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可谓得其要领。这项技术在当时并非不可能，考古发掘所见其时古城内外的排水设施，以及规模巨大的城壕建筑，皆可为之佐证。后来各地出现的以各种沟渠道路规整起来的井田，想亦是禹开挖沟洫以防洪涝的遗制。总之，禹治洪水之事是可以信以为实的，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与禹治洪水的关系也是可以论定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结合，使得人们对夏代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把握成为可能，对于夏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研亦具有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