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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咸丰六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的太平天国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起义军挟雷霆之势，横扫大江南北。进军两湖，攻占武汉后，接着沿江而下，经略江西、安徽，并于1853年攻下南京，改名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在此后的10多年中形成了与清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太平天国起义打乱了清政府规定的两淮盐引区盐的销售，湖南、湖北、江西及安徽、江苏、河南的部分地区历来是淮盐引地，起义军对这些地区的长期占领及军事行动直接对淮盐生产和销售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一方面两淮盐业生产、运销陷入瘫痪，如两江总督怡良所言“逆‘匪’由湖广窜至九江、安徽、江宁，并陷镇江、扬州两府，不特淮南引地无不被其蹂躏，而商人之居于镇、扬二郡者，十有八九悉遭荼毒”[2]。不仅运商悉遭荼毒，许多“场商亦皆逃亡”[3]。结果造成“灶盐无人购买，煎丁有煎无售”的局面。运商逃散，灶户和场商大多破产，两淮盐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两淮失去了两湖市场。由于长江、运河、淮河运道受阻，淮盐无法运销上述引地，而这些引区的人民又不能一日无盐，于是川盐、浙盐、池盐趁虚而入。清廷迫于现实，也只得采取权宜之计，原则上规定，河南改食山西池盐，湖南、湖北改食四川井盐，江西或食浙盐，或食闽盐。[4]对此，两江总督和两淮盐运使心中虽有不愿，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有政府的规定，大批四川商人沿江而下，将川盐大批贩运到两湖地区，浙江、福建商人则招募民工翻山越岭将浙盐运至江西、皖南山区的每一个村落。而处于战火中的苦难民众由此而改食川盐、浙盐、闽盐。其中，四川井盐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大增，逐渐抢占了两湖市场。 由上表可见，原食淮盐的安徽省，太平天国后分食浙盐，原食淮盐的江西省，已经分食浙盐和粤盐，原食淮盐的湖北、湖南，已改食川盐。特别是川盐，原来只供应四川1省，现增加至7省，可见其产量和销量，而由此产生的盐税收入也是十分可观：“蜀盐办课，正课不过三十一万两，常有缺产之虞；今则加至二百数十万两，仍有余盐。”[5] 东南为国家财赋首善之区，盐课是饷糈主要来源。对于太平军长期控制这一地区，清政府非常着急，它需要巨额军饷，用来扑灭太平天国起义，所以对盐课催收非常急迫。而对两江总督，江苏、安徽巡抚和两淮盐运使来说，失去了引区，等于失去了大宗盐课收入，同样心急如焚。此外，战乱还造成盐商无赀收盐，盐场生产日形萎缩，盐课税收锐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由于引地一时不能恢复，而军饷亟待，两江总督怡良曾于咸丰三年(1853)就淮南改行就场征税办法。次年，为了便于小贩运销，以恤灶户、灶丁，又改为设厂征税。咸丰七年(1857)，为确保盐课，又将淮南盐务改为设局征税，允许商人每贩盐一担，到局纳税银一钱后，即可自由行销各地，至于销往何处，不再限制。但两年后又改为设栈收盐。其办法反复变更的着眼点主要还是为了确保盐税。尽管两江总督怡良作了以上种种努力，仍未能避免大片引地失去。两江(江苏、江西、安徽)的盐课收入日渐减少，到同治初年，两江盐课年收入已不及道光末年年收入的四成。 继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兼两淮盐政，为解决湘军饷源不足的问题，亟需增加盐税收入。为规复原属两淮的两湖引地，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一是重税邻省私盐。曾国藩深知两湖淮盐引地废滞已近10年，收回很难一蹴而就。他认为“重税邻私”，将邻省的盐厘加抽，邻省的盐因为成本高就会自动退出市场。“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可以化私为官，而淮盐亦得进步”[6]。然而令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湖北抽收川税“仍不过六七折”[7]1474。结果运销两湖的川盐成本大大减轻，来源更旺，淮盐滞销如常。 二是禁止川私行楚。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奏《请禁川私行楚收复淮南引地折》，“请旨敕下四川、湖广各个督抚，停止川私行楚，以复昔年之旧制，而收经久之利权”[7]1475。然而，禁止川盐入楚，一方面势必会影响川盐的生产和盐税收入，一方面也势必会使湖北的盐税获利丧失，湖北每年从川盐销鄂中抽收的厘税达银100多万两。因此，四川、湖北、湖南的督抚皆以军饷为由，交章力争，不愿规复两淮引地，因此，淮盐壅滞如旧。 三是建议淮川分界行销。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与吴棠、王文韶会奏，议定楚岸淮引暂时与川盐分界行销。约定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归还淮南，专销淮盐。而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仍准川盐行销。同时议定，“淮分之界，不准川盐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有淮商就中酌设子店拨售零引，以明本系淮引地方，不可喧宾而夺主，一割而永弃。”[8]1608－1609这一要求得到清政府的同意而实行，淮南盐场在两湖的部分引地被收回，但曾国藩没有能彻底解决淮盐引地规复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