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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宋新型军正兴废原因 尽管南宋民兵武装以县令为军正，理论上纳入进了政府的统治体制，但民兵武装及其军正制度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兴时废、时强时弱。如最早的利路义士，虽然为国防和地方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被强行解散，到绍兴末年，随着宋金战事再起，利路义士又得以恢复；然随着宋金关系的缓和，利路义士再次被解散(44)。那么，为什么南宋民兵武装及其军正制度会时兴时废、时强时弱呢？此有内、外两方面原因： (一)内因：民兵武装受制于豪族，本质上是一种与国家权力相悖的民间势力 虽然县令以军正的名义统帅全县的民兵武装，但每个县的民兵武装并不是一支整体划一的队伍，而是由许多支相互独立的民兵武装组成，而每支民兵武装的实际首领基本都来自于当地豪族。如利路义士，“就令土豪官领之，土豪官率多邀求”(45)；荆鄂义勇民兵，“择邑豪为总首”(46)，“统之者皆是总首，不过乡里有物力之家”(47)；两淮山水寨民兵，“旧来乡豪自相结集”(48)，“复命郡县推择土豪中有官人，县置山林寨巡检一员，郡置都巡检一员，统管下寨栅”(49)，“每郡以土豪见任官一员统辖”(50)；湖南乡社，“领于乡之豪酋”，“大者所统数百家，小者三二百”(51)。 军正所属武装的民间性质决定了国家必然对其采取防范，甚至瓦解的政策。利路义士之所以一再被解散，其中一个借口就是“土豪官率多邀求”。荆鄂义勇民兵在宋金开禧之战后一度被“放散”，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朝廷担心由土豪统领的义勇兵势力过于强大，难以驾驭(52)。两淮山水寨民兵首领亦招来很多抨击，“所置巡检，虽号土豪，皆异时卒伍之暴横、屠沽之桀黠者”，“借此巡检之权，诚恐一有不虞，未必为国家用、为乡里谋，而劫所辖之良民以复仇报怨、屠郡县者，皆此曹也”(53)。湖南乡社，“言者奏乡社之扰，请尽罢之”，虽因辛弃疾反对而得以保留，但也被整改、削弱，“择其首领，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属之巡尉，而统之县令，所有兵器，官为印押”(54)；但即使是这样，仍引起许多官员的担忧，辛弃疾之后，不断有人“请罢湖南义丁，禁立私社，以杜奸民鸠聚之渐”(55)。 政府对民兵武装防范、瓦解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瑞州民兵案。开庆元年(1259)，蒙古军队侵入瑞州(今江西高安)，状元姚勉时寄居瑞州，受守臣委托，负责教阅民兵。姚勉为此专门写了《檄诸乡教民兵筑山寨文》(56)，但就在事情已基本就绪的时候，却被政府突然叫停，“不许修寨”，“不许教兵”。叫停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有人对豪族主导民兵武装很不满，“轻儇浅躁忌功生事之徒倡为谗言，扇惑台阃，而不许寄居干预之令下矣”。姚勉对豪族(寄居官与豪杰)主导民兵武装进行了申辩：“寄居与豪杰措置非自为也，乃朝廷之命、州郡之请也，骤请而骤罢之，在某者固无所损，而一切寄居、豪杰并不敢干与武备，规模尽皆废坏”(57)。姚勉拟创民兵武装的体制大致与其他民兵武装类似，“督之以才且贤之里宰，总之以才且贤之时官”(58)，“才且贤之里宰”(无外乎寄居官与豪杰)是民兵武装的实际控制者，而“才且贤之时官”(县令)是名义上的统帅。 民兵武装虽然名义上由县令以军正的名义统领，但其本质上代表着一种与国家权力相悖的民间权力，这决定了国家必然对其采取防范甚至瓦解的政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