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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因：内外交困迫使政府不得不依赖于民兵武装及其背后的豪族 南宋始终处于一种窘蹙的境地，外有金国、蒙古的持续压迫，内有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这使得国家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应付各类突发事件，从而迫使国家不得不寻求豪族的帮助。豪族的武装力量越强，能够给予国家的帮助相应会越大，因此，国家不得不默许，甚至是鼓励豪族民兵武装的发展。但国家又不可能放任豪族发展民兵武装，必须对民兵武装采取适当的限制策略。限制策略之一：在国家需求减弱的时候，削弱甚至解散民兵武装。限制策略之二：将豪族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治体制，军正制度于是应运而生。总体而言，民兵武装及军正制度的兴废强弱与国家需求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从时间上说，军正制度兴于南宋前期，盛于南宋后期。表1中47则关于南宋军正的记载中，除了两则时间记载过于笼统外，有四则记载的时间始于高宗朝，另外41则都集中在南宋后期的理宗、度宗、恭宗朝，这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高宗朝外有金兵压境，内有群雄竞起，国家急需豪族民兵武装的帮助，因此军正制度不但应运而生，而且推广到全国许多州县。孝宗、光宗以及宁宗前期是南宋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宋金关系基本处在一种和平状态，因此此前的各支民兵武装或被削弱改组，或被解散取缔，关于军正的记载相应亦极少见。宋金开禧之战后，南宋的处境急转直下，尤其是到理宗朝，面对空前强大的蒙古，亡国的论调开始弥漫朝野。王伯大在进对时说： 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绅之论，莫不交口诵咏，谓太平之期可矫足而待也。未几，则以治乱安危之制为言矣。又未几，则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乱言矣。又未几，则置危乱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呜呼！以亡为言，犹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59) 此次进对发生在端平入洛之役(60)失败后，距离南宋灭亡大约还有40年。正是在亡国气氛笼罩全国的情形下，军正制度臻于极盛，所命县令“皆以寨兵军正系衔，所以备不虞也”(61)。[宝祜]《重修琴川志》所记时间下限为宝祐六年，其中载有：“宋制，县有戍兵则兼都监，次兼监押，后复兼军正之职。”(62)这表明，至少在理宗中期，县令兼军正已成为全国性的制度。 从空间上说，军正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沿边路份向核心地区扩展的过程。南宋中前期，军正制度主要存在于四川、两湖、两淮等沿边地区，著名的利路义士、夔州义军、荆鄂义勇民兵、湖南乡社、两淮山水寨民兵等都在这些地区，而在两浙路、江南东路等核心地区，则几乎不见民兵武装及军正的存在，正如范成大所说：“江浙近地所谓民兵者，直保伍役夫耳，诚不足恃。乃若关外之义士，荆襄之义勇……有胜兵之实。”(63)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在于：沿边路份除了面临内部阶级矛盾外，还长期经受蛮族入侵的威胁，而江、浙等核心地区受外敌威胁相对较小，国家自然会杜绝豪族民兵武装的存在。到南宋后期，面对空前强大的蒙古和此起彼伏的内部骚动，不但是沿边路份，连核心地区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尽管有些大臣不愿意(如前述瑞州民兵案)，但国家也不得不接受豪族民兵武装向核心地区扩展的现实，而军正制度也随之扩展到了核心地区。正如宰相吴潜所说：“多事之际，如湖南、福建、江东西、两浙东西，皆当团结民兵，以为缓急盗贼之备。”(64)兹将表1军正设置情况分路统计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关于军正的四十七则记载中，南宋核心地区的两浙路有22则，江南东路有7则，合计29则，占了总数的61.7%，且全部是在南宋后期出现的。自理宗中期起，所命县令“皆以寨兵军正系衔”(66)，全国各州县当大同小异，两浙路、江南东路之所以所占比例较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核心地区政令推行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当是因为核心地区人文荟萃，历史书写与保存远好于其它地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