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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批西学汉籍文献的出版对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将会有所推动。晚明西学、西士进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来华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oisSambi⁃asi，1582—1649）的中文文献，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作为南明朝特使赴罗马的一些汉文文献，对晚明和南明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又如王丰肃（AlphonseVagnoni，1566—1640，又名高一志）的中文著作对南京教案的研究、对晚明绛州地方史的研究都有所帮助。 在梵蒂冈的中文文献中，包含有罕见珍贵的清史历史文献。例如，顺治皇帝嘉封汤若望三代的文献，汤若望的奏疏，白晋在康熙指示下学习《易经》的手稿，马若瑟、马国贤在康熙朝时的一些中文手抄散页，雍正四年关于穆敬远和毕天祥的诏书，傅圣泽带回罗马的大量清代钦天监的手稿，这些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这批西学汉籍一旦纳入到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视野，将对于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具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有重要价值，从而展露明清之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深刻影响。20世纪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在明清学术研究领域潜心开拓，以大量史实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其中最著名的如侯外庐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提出的“早期启蒙说”，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延续，以明清之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观点最为鲜明。晚明西学汉籍的发掘，为这些观点在史学材料上提供了新的资料，从而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创新。 基督宗教三次入华，唯明清之际的传入获得成功。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是其重要内容。近三十年来这一领域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李天刚、汤开建、张先清等许多学者都对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等地的中文文献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这批文献既有一些中国教徒的原始性文献，也有传教士关于教区发展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例如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士康和子（BernadinusdellaChie⁃sa），详尽记述了他在山东传教的历程，并附有原始的教徒名册，这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是十分罕见的历史文献。 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其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神学思想和表达方式，因此，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历史进程中汉语神学思想的形成。近年来，关于汉语神学的讨论十分热烈，一般认为，中国汉语神学起源于明清之际，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这批西学汉籍在汉语神学形成史上的地位却不可小视。我们认为，即便没有读到更多的明清之际的汉语神学的原著，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著作已经清楚地表明汉语神学的具体形态。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利玛窦为代表的以汉语作品言述其对耶稣基督之认信经验与对其信仰之反思的传教士排除在汉语神学之外，凡是以汉语进行写作，回应汉语语境中的各种问题的神学，不论其主体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应包容性地将其纳入汉语神学的范畴之内。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平等的文化交流。李天纲先生指出，“明清之际，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另一个大变局。……天主教在不同的宗教和学说传统中，做着统摄和融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中国教会和信徒建立一种‘汉语神学’。”因此，这批西学汉籍不仅仅为中国教会史提供新的史料，同时，也会使我们对汉语神学的历史有一个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