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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后，明清之际西学汉籍还将会大大加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明清之际西学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知识论的水平，也不仅仅是信教和反教两类人物对西学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西学已经和晚明至清初的中国本土思想产生了互动。 晚明王学盛行。王学反对死读先贤古圣的书，主张“涂之人皆可为禹”，陆九渊的“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然为接受外来文化奠定了基础。明清之际接受西学的大都是王学之徒，朱维铮先生说，“王学信徒接受外来文化，皈依西方宗教。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王学藐视宋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而王学系统的学者,在认知方面的特有平等观念，即王守仁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清代仍以隐晦的形式得到保存，实际上为汉学家们所汲取。这看来是悖论，然而却是事实。”他认为清初的汉学和西学之间有“性质关联”、“结构关联”、“方法关联”和“心态的关联”。 明清之际所传入的西学与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之间的关系，从梁启超到胡适，到当代学者多有注意，但限于文献不够充分，这个方向的论证仍在进展之中。近年来学者仅仅使用台湾出版的部分西学文献就已经大大推进了西学与明清思想史的研究。许苏民认为高一志的“西学治平四书”，（即《治政源本》、《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直接影响了顾炎武，他在《日知录》中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世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这是很重要的思想，承认了个人私有的合理性，这样“衡量王政的标准不再是‘有公而无私’，只有‘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才是‘王政’之本质”。许苏民通过论证，认为顾炎武这个思想直接来源于高一志的《王宜温和》一书。晚明另一重要思想家方以智和传教士有直接的来往，王夫之在天主教主导的南明永历王朝任职，黄宗羲研读西学已经有文献所证。随着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的出版，西学汉籍的总体面貌呈献给中国学术界，将会大大拓宽和加深这一研究方向。 传教士们所写下的这些西学汉籍还有另一重意义，即这批文献也是西方汉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西学汉籍背后有着不少中国文人为其润笔着墨。这批中外合作的西学汉籍，实际上是全球化史初期，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瑰宝，它的双边性，展示了其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初识后的对话与交流、文明间互鉴的丰硕成果。它不仅仅是东亚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西方文化如何与异质文化相处的宝贵文化资源和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遗产。这是一批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重要宝藏。 如果从张元济先生1910年出国期间，访问罗马教廷梵蒂冈图书馆，首次从梵蒂冈图书馆复制了南明朝重要文献算起，历经百年努力，我辈踏前贤足迹，与梵蒂冈图书馆合作七年，今天这批文献终于全部回到祖国，这是继敦煌文献全部复制回国后中国学术史重要的事件。追思前贤，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令人感慨系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