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看，来华传教士的西学汉籍基本上是翻译作品或者编译作品，其数量是继佛教文献传入中国后最大的一批域外翻译文献，这是欧洲宗教、哲学、文学等首次在中国登陆，学术意义重大。近年来李奭学先生从翻译角度作了十分出色的研究，他认为，“以往大家知道近代中国文学始自清末，殊不知清末文学新像乃萌乎明末，尤应接续自明末的翻译活动。”在这批西学汉籍中，有中国第一次集成的欧洲歌词的集子，有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欧洲传奇小说，有中国第一次译出的欧洲上古与中古传奇，有中国第一次翻译的欧洲修辞学专著，有中国第一次可见的玛利亚奇迹故事集，有中国第一次中译英国诗，也是中国第一次见到欧人灵修小品集。传教士们不仅仅是在介绍欧洲的文学，而且按照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用汉语来写小说，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儒交信》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翻译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就是明清之际的翻译历史研究，文本的缺乏是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这批西学汉籍的出版，将会有更多学者投入明末清初西学汉籍的翻译研究，从而丰富中国翻译史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梵蒂冈藏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的出版就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几年取得了显著进展，无论是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史角度，都十分重要。但目前对近代新词汇的研究，学者大都集中在晚清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而实际上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东来后，创造了大量新词汇，这些新词汇在东亚开始传播。当时，东亚对西学的接受是一个整体，来华传教士们所出版的西学汉书同样流传到日本、韩国和越南。用汉文写作来推动传教成了传教士们的共识。利玛窦的信中也写到过：“当获悉我们用中文编译的书在日本也可通用时，便感到莫大的安慰。因此视察员神父范礼安在广州又印刷了一次，以便带往日本，……因为中国书籍在日本甚受欢迎。”日本学者杉本孜在《近代日中语言交流史序论》中曾指出:“现代日本的数学术语一般被认为是明治以后从欧洲学来的所谓洋算用语。但是，明清的汉籍对日本数学用语所作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这些都是包括方以智在内的中国学者和在华传教士即‘西儒’共同在中国大地上播下的种子，是他们用汉语精心创造并建立起来的学术用语体系。”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传入日本后被接受了多少？哪些词汇被日本接受后在晚清时又被作为日本创造的新词返回中国？这些问题至今无人回答，根本在于对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了解不够。 从事晚清文化史研究的黄兴涛先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因为要想弄清近代中国流行的相当一部分新名词的真实来源，并辨析他们与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字新名词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得下决心、去一一翻检明末清初直至清中叶那些承载和传播西学的各种书籍不可。”黄兴涛、邹振环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了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在中国近代知识进展的历史中的重要性，其核心是新知识的形成，而承载新知识的新词语、新概念就成为其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