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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文史哲》2015年第1期 万明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改革以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开端为历史大背景,与全球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前期准备;改革没有推行一条鞭法的全国法令,《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是改革迄今遗存的两部重要文献;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是中国二千年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也标志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历史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张居正改革人亡而政息了,相对王安石变法而言,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
    关 键 词:张居正改革 白银货币化 财政体系转型 国家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研究——以《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为中心”(08BZS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6世纪出现的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之一。关于张居正改革,研究成果极为丰硕。迄今为止,肯定改革的是主流,然而,学界也一直存在质疑之声,有些学者认为张居正改革够不上改革的评价,他只是政治家,够不上改革家;更多的质疑则是认为他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方案,认为一条鞭法是早已在嘉靖年间出现了的改革,于是有学者提出了“隆万改革”①,还有学者主要从政治角度提出了“嘉隆万改革”②。那么,在16世纪全球经济化开端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16世纪末万历初年究竟有没有一场改革?这场改革的意义何在?仅是以往嘉靖或隆庆改革的余脉,还是具有独特的作用?这些都是今天有必要探讨的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万历初年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张居正作为首辅,无疑是一位政治家,但他的改革核心是财政,不遗余力地从行政到财政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重建明朝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那么,他要重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财政体系呢?这是以往没有探讨过的,但却是一个关键问题,与关于张居正改革的评价紧密相连。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张居正改革,改革有一个历史大背景,即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开端的历史大背景。当然,从明代历史文献中,迄今我们看不到任何直接反映明代中国财政与全球化之间有具体关联的记述,在张居正本人的奏疏或文集中,也看不到任何直接关于16世纪全球市场与中国赋役—财政改革之间关联的记述,这类记述不仅从未出现在明朝的诏令文书中,全球贸易也从未完整地出现在明人的文集中。尽管如此,但事实上,明代中国出现的经济变革,特别是张居正改革这一重大事件,与全球化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仍然以政治史的框架描述张居正改革,就遮掩了改革的真实意义与价值。研究全球市场初建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市场连接这种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认识白银货币化是中国与世界之间关键的连接点,并以此作为探寻张居正改革之全新的切入点,张居正改革尚有再探讨的空间。本文尝试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特殊阶段的改革,阐释其未经发掘的重要意义,以期促进研究的深入,进而“重新全面认识明代历史”。
    一、改革的先声: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张居正改革前,自嘉靖年间南倭北虏,朝廷已经出现财政危机,这一点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明代赋役-财政改革与货币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早在洪武末年,市场萌发带来的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的崛起就已开端,其后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力图维护宝钞地位,另一方面在宝钞的制度结构性缺失情况下,逐渐以赋役改革的形式,以白银货币手段来调节,达到均平赋役以稳定统治的目的。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博弈由此开端。以往的考察证明,白银货币化是一个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再得到国家认可从上到下全面铺开的过程。到嘉靖初年以后,白银在流通领域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的取得,与改革的前导——赋役改革密切相关。
    明代赋役改革以一条鞭法最为著名,中外学者对于一条鞭法的研究,以梁方仲贡献最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开始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个里程碑。其实,明代赋役改革并不始自一条鞭法,文献证明,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已发生了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经过笔者考察,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和改革手段。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从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周忱改革算起,发展至明世宗嘉靖初年(约1530年前后)出现一条鞭法,再到一般所认识的明神宗万历初年(约1580年前后)张居正改革,整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居正改革是此前明代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伸与总结,换言之,张居正改革具有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发生了一系列赋役改革,虽名称不一、实行时间不一,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明代的一系列赋役改革,大多与折银相联系,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白银货币化与赋役改革是同一过程,呈现出一个总的趋向,即朝着赋役合一和统一征银的趋向发展转变。这一发展转变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如果我们从三农出发考察,可以看到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进程:
    进程一: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农民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产品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进程三: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国家与社会大重组的过程,表明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就由此始。追溯以往,赋税折征并不特别,是历朝常有的举措。在唐代建中年间杨炎施行两税法的时候,就已开始采用折钱。由此看来,明代的折征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我们之所以说明代的折征又是特别的,就在于明代赋役折征的是贵金属白银,而且最终导向统一以白银作为征收的计量单位,统一征收白银,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因此,笔者提出正是明代赋役改革统一折银征银,才是明代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财政。财政部“中外财政史研究”课题《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总报告)》称:“翻开历史长卷,因财政危机引发的政治风波和经济巨变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是从财政改革起步的。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④张居正改革的意义也即在于此。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在财政,是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的延续,也是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由渐进到突进的拐点。明代的改革从总体上说,张居正之前的改革是局部的渐次推进的,发展到张居正“勇于任事”,表现在他一步到位的改革思想:清丈田粮,全面推进统一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单位,赋役合一、统一计银征税,从而重构了一个新的财政体系。这一改革意义是前所未有的,至此,发生了中国古代财政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最大变革,因此,将张居正称为改革家,应该是名实相符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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