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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财政体系转型：国家的转型 16世纪的张居正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这场改革的前期准备。张居正改革后以白银货币为主导的财政体系的建立，具有中国古代两千年国家财政体系重建的意义，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导，走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型，表明了国家的转型。现代财政是货币财政，向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无疑是国家转型走向近代的历程。晚明国家与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不是简单的皇帝与官僚的贪欲可以简单解释的，时值经济全球化开端，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发展与运作，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启动，产生的巨大的白银货币需求，推动了明朝改革从渐进到突进。事实上，全国清丈土地完成，一条鞭法水到渠成，明朝新的财政体系出现端倪，标志的是明代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以往我们的研究过度集中在一条鞭法上，极大地忽略了对于明代财政体系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关注张居正改革对于明朝财政体系转型的重大意义。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财政与税收始终是在“洪武型财政”的旧框架内。这是以西方国家发展为参照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从西方的经验出发，曲解了明代历史。明代以农立国是基本国情，晚明中国经历了从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向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变，这一巨变对于晚明社会引发了巨大波动。明初建立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高度集中的中央财政管理体系，随着白银货币化而彻底颠覆。白银的巨大需求，导致财政旧体系的瓦解和经济管理秩序的混乱。为了适应国家对于白银货币的巨大需求，向货币税转变的要求极为迫切，张居正所面临的问题，是财政危机，也是货币危机，是如何重建货币征收为主的新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而这是一种全方位的重建，包括社会基层组织里甲制的改革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银货币化发展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既是国家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交叉重叠的过程，又是国家与市场、社会博弈与互动的过程。转型的国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总体性社会的不断弱化和解体，并由此产生了重建的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帝国以农立国，农业经济是国家的命脉，长期以来，传统中华帝国正赋都是采用实物税，这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所决定的。二千年的古代财政税收，国家都是规定以米麦、绢麻等实物形态为主来缴纳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的分配，只能是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的分配，从而用于缴纳税收的形态也只能是以实物为主。货币起初只限于用来缴纳各种次要的杂税。古代实物税是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国家直接掌握实物形态的社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方便社会供给，但却不便于税收的缴纳和征收管理。而实物形式的赋税建立在稳定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只有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实物税才会逐渐被货币税所代替。这种转化的进程，取决于商品货币经济总的发展状况，如果不具备转化的客观条件，人为地以货币税取代实物税，则往往会归于失败。唐代两税法规定了以资产为宗、以铜钱为计量单位的纳税原则，但是事实上商品货币经济没有发展到相应水平，唐代两税中的田税仍征实物，只是户税一度可收钱(44)。宋代有征钱和征银的现象发生，但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征银更不可能全面铺开(45)，这是因为实行货币税的条件仍然不成熟的缘故，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改革成功的条件。历史事实表明，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实物形式缴纳赋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在中外变革的历史大环境下，走向逐步建立以白银货币为主的新的财政体系，这正是张居正改革的功绩。在中国财政史上，实物税大量为货币税所代替，自明朝始。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在明代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并逐步形成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与世界市场接轨，货币税的基础前提正式奠定了下来。财政上统一以银计税，并统一征银，这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来说，明前期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物税收为主，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财政体系，财政的岁出岁入，虽有数字可据，但因金、帛、银、钱、粮米、柴草等单位各不相同，既有数字无法汇总；或简单相加，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加以各部分割，各有财源及支付项目，互不一致，无从统计。值得注意的是，这基本上是明代以前历朝历代的财政会计特征，明朝只是沿袭而已。以白银货币作为财政计量单位，并作为统一的征收形态，是在明代史无前例开端的。从货币形态来看，铜钱在历史上从未成为统一的赋役征收形态，元代纸钞也没有成为统一的征收形态，直至明代中国出现了强劲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以及张居正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至此，明代张居正改革具有的财政体系重大转型意义得到阐释，进一步说，也揭示了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即国家转型的重大意义。以往的转型研究，一般仅关注了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层面，而我们关于张居正改革的研究，则推进到国家转型的层面。就此而言，张居正改革是重大的，也是成功的，虽然世间已无张居正，但16世纪末明朝财政改革是成功的，也正因此清初才能完整沿袭万历年间的改革成果。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明代财政体系从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的转型到明末已基本完成，由于货币经济的冲击，农业经济遭受重创，旧有财政体系的根本基础动摇，在重大改革行进中激发了社会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结合多种综合因素的爆发导致了明朝灭亡。 赋税是国家统治的经济基础。明代改革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关于明代赋役—财政改革模式、类型及其特点的探讨，在以往关于明代改革的研究中，是付之阙如的。明代的赋役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如王安石的改革那样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是明代社会与国家互动的结果。我们可以将明代经济改革按照渐进阶段和突进阶段两个阶段来划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张居正改革为标志，改革进入了突进阶段，是将改革推向深化和广度的关键之举。通过清丈在全国的推行，使白银成为统一的国家赋税征收标准，白银前所未有地取得了国家合法性的认证。改革使白银的法律地位明确，可视为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基本结束，也是中国白银经济的开端。明代中国的白银经济于此奠基，白银作为中国主币不可逆转地在中国社会行用了长达近五百年之久，形成事实上的银本位，一直持续到1935年才终结，是国家转型所呈现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从古代赋役国家到赋税国家，是走向近代的历史发展走向。财政是政治与经济的枢纽，财政转型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本身也是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过程。《会计录》清楚表明，明代中国要走新路却难以摆脱对过去路径的依赖。财政过程反映了不同财政主体间，即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间的竞争与消长，进而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激励或抑制作用。财政改革是对于财政主体进行调整的集中体现，财政职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白银货币化崛起于民间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博弈中，明初建立的实物财政难以面面俱到地适应财政收支各方面需要，财政困境充分显露了出来。最终国家不得不妥协，于是有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的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地全面铺开。这反映出实物财政已不能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势头，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明代税负本来不尽合理，折银有利于均平赋役，有着“民以为便”的社会基础。均平的追求，也就是公平的追求，反映了民间社会的诉求，成为财政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 历史事实说明，白银货币化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启动，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国家与社会直接影响作用于明代财政体系的转型，财政从属于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白银作为国家赋税征收形态以后，国家由此可以弥补垄断铸币的缺失，以及货币供应的被动状态。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相对明初已经迥然不同，出现了向货币经济基础上的货币税收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换，这无疑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史上划时代的变化。赋役征收的货币化，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原则上转化为货币形态，意味着明代国家财政体系的根本性转变。重要的是，实物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没有货币税所具备的有利于财政统一结算、方便缴纳和避免运途损耗等优点，所以，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基础上，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之中，货币税代替实物税，促使明代财政体系全面转型，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 由于白银货币不是由国家以某种形式向农民直接提供的，所以征收货币本身就意味着农产品的商品化；更由于白银货币处于称量形态，不是由国家铸币，国家需要依靠从社会收取白银货币来购买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于是，国家从商品流通的创始者、管理者，转化为依赖于社会、市场的需求者。这正是明代国家不同寻常的变迁过程，也即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的开端。传统向近代转型，二者不是截然二分的，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发生在传统之中，我们认为晚明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是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重大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在财政领域的流动性加速，货币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生产要素的货币化进程加速，徽州文书中的交易，土地、房屋、商业资产等均大规模变为可交易品，农产品以货币为媒介在市场上大量交易，导致中国白银货币需求不断升高，通过海外贸易，以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输出，更促使大量外银流入中国。由此，白银颠覆了明前期缴纳税粮采用的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解送、州县监收的民收民解，和以黄册作为税粮征收缴纳的依据的传统，导致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与重建。 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近代”与“现代”，在英文中词出同源，即Modern一词。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与之对应的是国家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这里所指的近代国家，不是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含义，而是特指从赋役向赋税，即实物税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型，财政体系的转型意味着国家的转型。我们认为，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条件下，传统国家财政分配主要采取力役和实物形式，而近代国家财政则建立在相对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基础上，税收是近代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具体说来，古代经济是农业经济，传统国家财政依靠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征发，形成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发展到明代，发生了从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型，特别是古代徭役制度走向衰亡，可以判定是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趋势。因此，认为近代赋税国家是区别于传统中国建立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基础上，以实物征收和力役征发为主的国家形态，表现为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基础上以货币税收为主的国家形态。进一步说，晚明中国从赋役向赋税，从实物经济向白银经济的转换，是中国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也就是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近代国家的历史进程。 但从另一角度看，财政改革不仅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还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也应重视和研究。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使利益差距拉大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利益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在结构转型时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就此而言，改革成败利弊相因而成，明末形成的综合性危机中，财政白银货币化——体系转型的步伐是否迈得过快了，形成了统治危机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到明朝灭亡，也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财政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与国家具有共生的关系。张居正改革改变了中国两千年传统财政体系，改革前以实物和力役为主，改革后以白银货币为主，财政体系的转型，是传统中国走向近代国家的历程，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经济改革的最初动因是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管理体制的缺乏效率，因此，张居正改革从管理体制的行政效率抓起，考成法的实施说明首先推行的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之后，便是改革的核心——财政改革，张居正改革与白银货币化重叠，改革首先体现在货币体系的变革，随后是财政体系的转型，这都可以纳入经济货币化的进程。鉴于16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明代中国形成的经济转轨是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可以说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持续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发展至张居正改革，是从渐进改变为突进，形成震荡式转轨，在全国清丈田粮的基础上，明代财政开始在全国统一以白银作为计量单位，也以白银作为统一的征收形态，这意味着明朝对于明初建立的以实物征收与力役征发为主的财政体系，朝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急剧转型。白银货币化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在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制度及政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负两面的长期效应，由此建立了白银为主币的货币体系，中国的白银经济自此开端，一直持续至1935年，长达近五百年之久。以白银为主导的货币体系的确立和以货币为主导的财政体系的建立是紧密相连的，表明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是同步的。 明代是一个大改革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张居正改革。历史发展到了16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明朝财政来看，改革没有设立专门机构，户部的规模也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基本制度发生变更的基石已经奠定，这种基本的制度变迁瓦解了明朝前期的财政体系，也瓦解了明朝前期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乃至明前期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制。 归纳起来，对于张居正改革需要重新诠释，这一改革有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的前期准备，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有理念变迁的先行，张居正改革表明明代改革进入了突进阶段，其内涵绝不仅是赋役制度或者田赋制度的变化，而是意味着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改革标志着古代财政体系向现代货币财政体系的转型，重要的是，财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体系的转型意味着国家的转型。《会计录》印证了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过渡形态；清丈田粮是推行改革——财政体系转型的根基；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见证了财政体系转型的艰难与成功。 以往对于白银的探索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白银货币化研究把白银与社会变迁全过程联系起来，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社会转型。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有了新的突破，白银货币化——中国经济货币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财政体系的转型，将研究推进到国家的转型。笔者的认识也从以往晚明社会变迁向近代社会转型，更推进了一步，提出晚明是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开端的观点。无论是国家的转型，还是社会的转型，转型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16世纪末张居正改革得益于三方面条件：一是顺乎民心，以民为便，具有社会基础；二是坚持贯彻了传统均平原则；三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关于张居正财政改革及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下面六点： 第一，改革明确了白银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形成了以白银为计量标准的国家财政总体估算，而且出现了实物与白银货币的二元财政结构，并显示出以白银货币为财政收支主体，从实物税向货币税全面转变的财政发展总趋势。 第二，通过清丈田粮，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具体操作得以在全国实现，奠基并构成财政整体性框架的重建——新的财政体系雏形已现。 第三，最终奠定了明代中国银本位的事实，也就是最终奠定了白银经济在中国的地位，这一白银经济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1935年，才告结束。 第四，由此明代中国在财政上开始清除历史上存留的原始性，古代徭役制度走向衰亡和变异。 第五，明代中国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管理体制。 第六，晚明财政体系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总之，晚明中国进入了一个由货币商品经济发展启动的大动荡、大转折、大变革时代。危机与转型是时代赋予的特征，张居正改革前面临的危机不仅是财政危机，也是统治危机；张居正改革后转型的不仅是国家财政体系，而且是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处于时代拐点的张居正改革的意义正在于此，而我们则面临一个重新全面认识明代历史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