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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乾隆初年，在清朝允许下，准噶尔得以三次入藏熬茶。通过分析清朝与准噶尔、西藏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发现和平时期准噶尔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败的迹象：经济上依赖于清朝；宗教上越来越依赖于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入藏熬茶大量金银的布施更加剧了其经济的衰败。西藏则因为其依赖型经济以及相关的利益考量，藏王和达赖喇嘛亦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清朝在强大的经济统治力下，完成了政治上的统合。在此过程中，清朝的藩部体系逐渐形成。 关键词：准噶尔 入藏熬茶 清朝 藩部体系 作者简介：吕文利，1980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笔者把清朝在藩部地区实施的不同于藩属国的“朝贡体系”和内地的“行省体系”概括为“藩部体系”。这一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清朝的统治之下；二是有一定的自治权。[1]本文试图通过准噶尔三次入藏熬茶探究清朝面对准噶尔入藏熬茶的反应与应对，从而观察清朝藩部体系的形成过程。 清代前期，对清朝威胁最大的草原势力是准噶尔汗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蒙古各部普遍接受了藏传佛教，但最初蒙古人是以控制藏传佛教为目的的，试图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统合蒙古诸部的黏合剂。[2]准噶尔部也不例外，其首领噶尔丹是一个具有雄心的领袖，但遇到刚入主中原不久的清朝，两个势力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若从1688年噶尔丹率军东征喀尔喀算起，到雍正十一年(1733)额尔德尼昭之战后双方谋求议和止，则双方时战时和达46年。双方发生的重大战役虽互有胜负，但以清朝一方胜利为主。在准噶尔与清朝喀尔喀部的边界问题解决之后，双方迎来了和平时期，表现形式就是频繁的清准贸易和准噶尔入藏熬茶。 乾隆六年(1741)至十二年(1747)，蒙古准噶尔部三次入藏熬茶。这三次熬茶在历史上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大事，所以在诸如《平定准噶尔方略》中都没有费很多的笔墨去叙述。但是，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在随后不久就陷入内讧；乾隆十一年(1746)，西藏藏王颇罗鼐死，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世袭王爵，但因其与达赖喇嘛不合，西藏亦处于纷争之中。乾隆皇帝分别利用准噶尔和西藏内讧的机会，解决了准噶尔的威胁和西藏的问题，而这两事却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如此重要的事件先后发生，其间有无联系？在之前有无端倪？清朝与准噶尔部及西藏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清朝何以能够统治准噶尔与西藏？历史是连续性的，如果从和平时期准噶尔进藏熬茶的史实去观察清朝与准噶尔、清朝与西藏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宗教上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很多影响历史演进的因素以及隐藏在准噶尔进藏熬茶背后的大历史。 关于准噶尔入藏熬茶的研究，相关研究不多，[3]笔者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乾隆六年(1741)、八年(1743)、十二年(1747)准噶尔入藏熬茶的过程进行了考察，[4]并就乾隆前期清准贸易过程中互相哄抬物价、准噶尔要求搭给现银、清朝方面贸易主体屡次变化以及清准双方贸易商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了研究。[5]本文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性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