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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开始是得益于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支持，其后准噶尔部进入了西藏。也正因为如此，清朝一直担心准噶尔入藏熬茶有其他政治目的，处处防范。18世纪40年代，西藏正处于阿尔布巴之乱后的恢复期，清朝封平定有功的西藏贵族颇罗鼐为贝子，总理全藏事务。纵观乾隆六年、八年和十二年的准噶尔的三次进藏熬茶活动，颇罗鼐和七世达赖喇嘛的反应有所不同。 颇罗鼐：处处体现皇权的存在。颇罗鼐是因清朝的支持才当上藏王的，所以他处处显示皇权的存在。准噶尔在乾隆八年(1743)和十二年（1747）两次入藏熬茶，若不算实物，仅在西藏大小寺庙布施的金银即有855.3两黄金、312923.1两白银，[31]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对于准噶尔入藏熬茶，清朝主要担心三点：一是担心准噶尔“借熬茶之机，窥视藏地情形及唐古特人生计”；二是担心准噶尔“大献布施，换取众喇嘛之心，以感激噶尔丹策零之恩”；三是担心准噶尔“炫耀自己及蒙古供佛之心虔诚”。[32] 对于第一点，因为有当初准噶尔人突然入藏的教训，所以颇罗鼐调遣藏兵于各处卡伦防范甚严。[33]对于第二点，颇罗鼐则“嘱令各寺庙堪布喇嘛等，尔等皆为管教众弟子之年长之人，经历事情，先前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潜入藏地，谋杀拉藏汗，占据土伯特地方，破坏佛教，毁坏寺庙，杀戮众喇嘛，扰害唐古特人等，故蒙文殊菩萨大皇帝垂爱，利裨佛教，拯救众生，不惜国帑，遣派数路大军，征讨准噶尔之贼，平定藏地。此后土伯特地方仰赖皇恩，始得安谧。此等渊源，年轻喇嘛等如若不知，则以准噶尔所给五两银为大布施，妄加议论，亦未可料。倘有如此者，尔等务必加以教导”。[34]即时时刻刻提醒喇嘛们要有当年准噶尔侵入西藏杀戮的历史记忆，不要对准噶尔感恩。对于第三点，颇罗鼐及各寺庙堪布的应对策略是，向其他喇嘛灌输此次噶尔丹策零的布施不是大布施的思想，“酉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贝勒车木楚克那木扎勒等为使至藏，做法事熬茶，共献布施银三十万余，噶尔丹策零所献银两数目，与此比较，尚不及其半，可称其为大布施乎？”[35]此时，喀尔喀已归附清朝，因此，说喀尔喀的布施为大布施，与说清朝无异。 另外，颇罗鼐也按照清朝的旨意处理准噶尔使臣的种种请求。如乾隆八年（1743）准噶尔使臣入藏熬茶时在颇罗鼐家里闲聊，谈起西藏此时黄教大为兴盛时，颇罗鼐说：“我等土伯特地方不仅黄教较前兴盛，而且民各安居乐业，此皆源于文殊菩萨大皇帝广兴黄教，逸乐众生之慈意。”准噶尔使臣谈及以后还可能来西藏熬茶时，颇罗鼐因未得到圣旨，故“一时不得主见，遂以他言抚慰”。准噶尔使臣言及要捐助银两修复温都孙庙，颇罗鼐回复说：“我仰赖大皇帝洪恩，岂不能修建一座寺庙。惟喇嘛等坐禅，常在山上盖房者众，故而未在策地方复建庙宇。而况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专为熬茶屡屡奏请我大皇帝遣派尔等而已，并未奏请在策地方修庙，未奉我大皇帝谕旨，我岂敢擅断，此断不可行。”准噶尔使臣让颇罗鼐“将汝诚心扶助黄教所行一切事体，写明交付我等携回，交与噶尔丹策零观看”，颇罗鼐回答说：“我本土伯特地方一微小台吉，蒙文殊菩萨大皇帝隆恩，连连提拔，封为郡王。其振兴黄教，成就甘珠尔、丹珠尔，安乐土伯特人众者，均皆仰赖大皇帝之恩，非我力所能成功。若将振兴黄教之功，我归为己有，寄与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犹如骄矜自夸，无地自容。”准噶尔使臣又提出想请好额木齐及通经大喇嘛各一名到准噶尔。颇罗鼐回答说这件事情准噶尔人事先并未奏请皇帝，而未奉皇帝之旨，颇罗鼐不能做主。[36] 由此可见，颇罗鼐以清朝的指示行事，但是颇罗鼐及其继任者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准噶尔人虽有防范，亦笼络。如乾隆八年准噶尔人还未进藏，颇罗鼐就派人来告称：“据旧例载，大臣官兵若来西藏，皆迎于喀喇乌苏地方，接济牛羊口粮。再，喀尔喀蒙古、青海辉特、准噶尔人等若来，亦迎于喀喇乌苏等地，接济牛羊口粮。”但经过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商议后，认为此时准噶尔人口粮并未短缺，另外，如果清朝护送官兵接受了颇罗鼐和达赖喇嘛的口粮，则必然给准噶尔人口粮，所以，拒绝了颇罗鼐的建议。[37]到西藏后，颇罗鼐又一次派人来清朝大臣处说：“按惯例，若准噶尔使臣来，二十日给一次口粮，兹观准噶尔使臣等所食口粮，虽不致短缺，亦不丰裕。依我等之王之意，拟照惯例自达赖喇嘛商上二十日支给准噶尔使臣等口粮一次。”这次清朝大臣回答说：“准噶尔使臣等至藏熬茶者，乃噶尔丹策零为其父修善事，虔心笃诚奏请我等之圣主之恩，仰蒙圣主专特施恩准行，准噶尔使臣等甫经来藏熬茶，焉能拘泥于尔等之惯例耶？准噶尔使臣等之口粮，不仅不致短缺，即便口粮短缺，亦应奏请圣主之恩，拨给口粮则已，断不可拨给达赖喇嘛商上物件。若照王之所言，二十日支给使臣等口粮一次，使臣等定称本年内不返回游牧，俟至过年开春返青时节，再返回游牧，断不可拨给使臣等口粮。”[38]而根据前后几份奏折来看，凡是达赖喇嘛要求拨给准噶尔人口粮的，清朝大臣一概允准，凡是颇罗鼐自己申请拨给准噶尔人口粮的，清朝大臣一概拒绝，此种情形耐人寻味。 乾隆十二年（1747）准噶尔入藏熬茶，恰逢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对于准噶尔入藏熬茶一事，他也承袭了其父的态度，其笼络准噶尔的心情甚至被清朝大臣观察到了：“郡王珠密纳木扎勒感激皇恩，虽诸事与臣等相商，遵行我等之指示，然亦断不得罪准噶尔，揣摩其意，乃惧现在得罪，倘为准噶尔人等记仇，日后报仇，亦未可料。”[39] 达赖喇嘛：所有活动严格限定在宗教范围内。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在清朝的支持下得以回到拉萨坐床的，所以清朝希望达赖喇嘛的一切活动限定在宗教范围内，世俗事务由颇罗鼐管理，驻藏大臣监督。但是，此时达赖喇嘛的收入主要依靠蒙古各部的布施，七世达赖喇嘛试图在清朝与准噶尔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据乾隆二年(1737)理藩院统计，当时达赖喇嘛所辖寺庙有3150余所，喇嘛有302500余人，百姓有121438户；班禅所辖寺庙有327所，喇嘛有13700余人，百姓有6752户。[40]若按每户五人来计算，有学者估算当时西藏总人口在100万左右，[41]则喇嘛人数占西藏总人口数为三分之一左右。清人魏源记：“初，前、后藏地近葱岭，寒确不宜五谷，惟青稞、豆、麦、牛、羊，不赡于食，且僧多于百姓，故仰中国之茶、布与蒙古诸番之布施。”[42]依赖蒙古各部布施是清代前期西藏寺庙经济的主要来源。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准备实施让蒙古赴藏熬茶人众申领路票措施时还有这样的担心：“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一切用项，俱赖各处蒙古等熬茶施舍，此例定后，赴藏之人不知较前若何。”[43]可见，在乾隆年间西藏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蒙古各部的布施。 七世达赖喇嘛每次都接济准噶尔使臣。如乾隆八年（1743）准噶尔使臣入藏熬茶，9月21日行抵喀喇乌苏时，颇罗鼐试图接济准噶尔人口粮，但未被清朝大臣允许。25日行抵喀喇乌苏迤南玉木地方时，达赖喇嘛又派人送来面、茶、饼等物，并说：“先前大臣等未曾接受送给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之牛羊口粮，兹达赖喇嘛派我送给大臣等面、茶、饼，请大臣等接受。再，亦有达赖喇嘛赏给准噶尔使臣等之茶、面、饼，请大臣等派人带领我等送至使臣等住处。”经乌赫图等人商议后，清朝官兵“由达赖喇嘛派送茶、饼、面内，酌取些许，派人护送达赖喇嘛之多尼尔至使臣等之住处，将达赖喇嘛赏给使臣等之茶、饼、面等物，由其多尼尔颁赐毕，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合掌叩首接受”。[44]10月11日，达赖喇嘛和藏王颇罗鼐派人告之清朝大臣，说：“按本地惯例，无论何地之人前来熬茶，均以抵达礼，给予口食羊、米面、茶叶、酥油。兹准噶尔使臣等来，亦拟照例支给十日口粮。”虽然此时准噶尔使臣不缺口粮，但仍然“照例支给使臣等十日口粮”。[45] 再看达赖喇嘛回复给噶尔丹策零的书信，“本僧在此仰赖三宝佛之福，平安无事，且照文殊菩萨大皇帝所谕，勤勉阐扬黄教，利裨众生。本僧嗣后凡事但求推广佛法”，向噶尔丹策零表明今后只献身于佛教的态度，但似乎更像是向清朝表明态度。而后达赖喇嘛向噶尔丹策零介绍应在准噶尔等处所念经文时说，“仰副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意，为在尔等地方推广讲演黄教经咒，虔诚敬奉利裨现在及未来、脱离苦海、还报善果所依之三宝，勉于十种善行。”亦时刻强调皇帝的旨意，即便是建议在准噶尔处念什么经，都以皇帝的意思为准。 总之，达赖喇嘛因得到清朝皇帝的支持才在拉萨坐床，同时准噶尔又是重要的施主，且历史上还有重要的渊源关系，加之此时达赖喇嘛也与藏王有矛盾，[46]所以，诸多的因素促成他只能把一切行为严格限定在宗教范围之内，而这也是清朝掌控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