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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之子课题“清初蒙藏关系研究——以蒙古诸部入藏熬茶为中心”(批准号：BJXM2010-20)之结项部分成果。 [1]参见吕文利：《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00页。 [2]参见吕文利：《中国古代的边疆管理和礼仪想象——兼论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紫禁城》2014年10月号。 [3]相关学术综述参见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参见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吕文利：《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第12辑，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吕文利：《乾隆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研究》，《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2期。 [5]参见吕文利：《乾隆前期（1736—1750年）の清·ジューンガル貿易における価格·取引方法をめぐる駆け引きとその影響》，(日本)《満族史研究》2012年第11号，中文版载《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3期。 [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阿克敦等与噶尔丹策零会谈事项片》，乾隆三年三月初六日,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0页。 [7]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137页。表中的数据是撰写人员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查档案整理而成。 [8]此数字笔者根据军机处奏折所记得来。参见《军机处奏报乾隆三年至六年与准噶尔贸易银两数目片》，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第1813页。这个数据与《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所载的105476.374两稍有出入。 [9]这些数字与笔者所看到的档案有出入。本次入藏熬茶，准噶尔人所带货物大体有“2353匹马、1373峰骆驼、1839只羊”，以及其他物品。参见《侍郎玉保奏闻准噶尔使臣行抵噶斯地方请求前往东科尔贸易折》，乾隆八年六月十九日,档号03-1742-1-08，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页。 [10]《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为78000余两，此是笔者根据档案得出的数字。 [11]笔者参照乾隆元年和八年的货物单价所得出的乾隆六年贸易额。 [12]参见吕文利：《乾隆前期(1736—1750)的清准贸易——以价格、贸易方式的博弈及其影响为中心》，《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3期。 [13]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档号03-1741-1-16，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147页。 [14] 《准噶尔夷人进贡案》，尹继善折，《史料旬刊》第20期。 [15]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档号03-1741-1-16，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148页。 [16]参见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吕文利：《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第12辑，第269—270页。 [17] 《准噶尔夷人进贡案》，尹继善折，《史料旬刊》第20期。 [18]参见户科题本，甘肃巡抚鄂昌《题为议奏甘省乾隆八九两年供办熬茶贸易用过银粮等请旨题销事》，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档号02-01-04-14472-0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这20万两白银是户部拨解到四川省的银两，并非实际花销的银两。不过这些银两应是户部根据物价等情况测算过的，所差应该不大。参照同为拨解给甘肃省的20万两白银，最后花费201085.534两的情况看，四川省此次的花费应该也在20万两上下。参见《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乾隆八年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经费尚未奏销片》，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第1853页。 [20]参见《驻藏大臣索拜奏闻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折》，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档号03-1742-1-49，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911页。 [21]参见《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支给珠密那木扎勒采买米石银两数目折》，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档号03-1742-2-54，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下)》，第1345页。 [22]参见宫中档朱批奏折，《刘于义等奏遵旨议复八年进藏银两折》，乾隆十二年六月初八日，《乾隆初年准噶尔遣使进藏熬茶史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7页。 [23]《驻藏大臣索拜奏请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来年应缴钱粮折》，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号03-1742-1-24，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559页。 [24]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青海副都统莽鹄赉《奏代因准噶尔赴藏熬茶奉命搬移之青海蒙古接赏恤锻银谢恩事》，乾隆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档号：03-0076-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参见户科题本，甘肃巡抚黄廷桂《题请于附近省分拨解护送准噶尔夷使进藏熬茶所用脚价口粮等项银数来甘事》，乾隆八年二月初十日，档号02-01-04-13573-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参见朱批奏折，大学士鄂尔泰《奏为遵议甘肃巡抚黄廷桂奏护送夷进藏熬茶官兵应需口粮等七条一折事》，档号04-01-03-0201-0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 《准噶尔夷人进贡案》，尹继善折，《史料旬刊》第20期。 [28] 《噶尔丹策零为请准遣使赴藏熬茶事之奏表》，乾隆四年，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1。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第932页。 [29] 《谕著使臣吹纳木喀等转告噶尔丹策零须按雍正帝旨意定界》，乾隆元年正月十七日，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2，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第867页。 [30]参见《果亲王允礼为雍正八、九、十年办理西路军需钱粮销算事题本》，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四日。《雍正年间清廷办理西路军需钱粮销算史料》，《历史档案》2007年第4期。 [31]参见吕文利：《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第12辑，第275页；吕文利：《乾隆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页。 [32] 《副都统索拜奏闻访查喇嘛等是否以为准噶尔所献系大布施折》，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第1839页。 [33]参见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4] 《副都统索拜奏闻访查喇嘛等是否以为准噶尔所献系大布施折》，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第1839页。 [35] 《副都统索拜奏闻访查喇嘛等是否以为准噶尔所献系大布施折》，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第1839页。 [36] 《驻藏大臣索拜奏闻准噶尔使臣请求修庙延请喇嘛颇罗鼐未允折》，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档号：03-1742-1-42，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833页。 [3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筹办返程所需马驼折》，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号：03-1742-1-27，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591页。 [38]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在藏熬茶并请拨给口粮未准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档号：03-1742-1-28，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613页。 [39] 《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复请赴藏熬茶不宜再准折》，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档号：03-1742-2-84，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下)》，第1529页。 [40]参见魏源：《圣武记》卷5。 [41]参见孙怀阳、程贤敏主编：《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42]魏源：《圣武记》卷5。 [43]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寄谕尚书松筠著将自定领取路票之例后赴藏人等数目之处查明具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十八日，档号：03-141-4-0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4]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筹办返程所需马驼折》，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档号：03-1742-1-27，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591页。 [45]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在藏熬茶并请拨给口粮未准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档号：03-1742-1-28，郭美兰编译：《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第613页。 [46]参见吕文利：《乾隆朝西藏体制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47] 《清高宗实录》卷381，乾隆十六年正月。 [48] 《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 [49]罗致平编译，《〈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译文》，《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第一册)》，铅印本，第196页。 [50] “集赛，专理喇嘛事物。初为五集赛，后增其四，成九集赛。亦领以宰桑，略如鄂托克之制”。《西域图志》卷29《官制一》。 [51] 《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卫藏通志》卷首。 [52] 《卫藏通志》卷5，喇嘛条。 [53]噶尔丹策零曾经写信给清朝：“倘若构怨兴兵，无论远近，无所不至。从前兴兵，尔等人众所受伤害，尔等自明，我等之人众所受伤害，吾已深知。止戈修好，善哉。若果兴兵，又有何益。况且大皇帝兴师远征，路途遥远，倘若牲畜疲惫、行粮靡费，则取之于喀尔喀，而吾兵前往，亦拟由尔等喀尔喀取用行粮牲畜。”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询问津巴准噶尔地方情形片》，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档号：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0-4，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第875页。 [54]蒙古各部信仰藏传佛教后就是很好的例子：“黄教化行蒙古诸部□□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不能复施其号令。”张其勤：《西藏宗教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55]参见吕文利：《乾隆朝西藏体制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 [56] 《清高宗实录》卷383，乾隆十六年二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