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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乾隆四年(1739)，清准双方互相妥协而达成边界协议后，准噶尔入藏熬茶正式提上日程。在边界谈判前，乾隆君臣指出若准噶尔人提及赴藏熬茶的话，则会谈使臣的应对方案是：“俟定边界和好之后，台吉尔若奏请圣上，料必遣派大臣官员等伴送尔之所派之人前往”。[6]所以，议定边界是入藏熬茶的前提条件，议定边界之后，清廷将以使臣的规格“伴送”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所有费用由清朝承担。纵观准噶尔人的三次入藏熬茶，正是贯穿了这一原则。 笔者据《准噶尔史略》的统计，再加上一些档案材料反映的数据，得出了乾隆六年(1741)、八年(1743)和十二年(1747)的具体贸易额，见下表。 清朝与准噶尔因三次入藏熬茶的交易额[7]   由上表可以得出三次熬茶贸易的总贸易额为349253.41两白银。需要说明的是，这近35万两白银是双方以银易货的总贸易额，是清朝针对准噶尔入藏熬茶要用白银的特殊要求安排的。在此期间，双方还有过多次的其他贸易，虽然几乎每次准噶尔人都要求用白银贸易，但清朝一直坚持以货易货的方针，每次贸易大约只搭给一二成现银。如乾隆六年(1741)的清准贸易，笔者根据乾隆元年(1736)和八年(1743)贸易的单价计算，总贸易额应该近20万两白银，[11]但最后实际贸易额却为10万余两，其中巨大的差额是从原来的以货易货到后来以银易货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准噶尔一方原来报价很高，但清朝用以货易货、哄抬物价的手段抵消。但是，若以银易货的话就很棘手，清朝没有办法抵消这个高昂的价格差，所以对价格虚高的物品，如磠砂、羚羊角、葡萄等拒绝交易，或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致使准噶尔不能得到所期望的价值。[12]准噶尔使臣也没有想到这批货物清朝竟然不收，故报称：“我等往来贸易四五次，其物价系我等之人知之者，此次前来，低价出售，返回之后必将获咎。照先前所来人等定价出售，则双方收(受)益□□如今出价如此之低，我等之货物亦不便出售。”[13]准噶尔入藏熬茶使臣为了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一直在东科尔拖延进藏日期，原定于五月二十日起程赴藏，一直等到七月二十日，但最后清朝还是不让步，故准噶尔使臣奏请返回游牧地。若从四月一日抵达东科尔算起，则交易的日期近三个月。在准噶尔人等待期间，清朝官员亦比较强硬，坚持公平交易，“以杜其将来无厌之求”，[14] “日后方可令商民无忧，钱粮亦可无所亏欠”。[15]从这个过程来看，这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清朝的强硬态度是准噶尔返回游牧地的主要原因。[16]此事也让准噶尔和清朝开始做出让步：在后两次的入藏熬茶中贸易都非常顺利，清朝都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准噶尔的货物；准噶尔不再带磠砂、葡萄、羚羊角等货物，即便带来也只是作为礼品送给清朝的官办商人，商人再回赠以大黄等礼物。 由上述可知，清朝在与准噶尔的交易过程中并无经济利益驱动，清朝对准噶尔的态度是：“近理之事，则示以宽仁；非分之求，则痛加裁抑，倘因不遂所欲，从此疏于往来，不常交易，可以省将来之嫌隙，断无限之纠缠，于边境地方更为有益。”[17] 除了上述的贸易银两由清朝官办外，还有一笔费用也很可观，即沿途护送准噶尔使臣的官兵口粮银以及沿途接济准噶尔使臣的银两。以乾隆八年(1743)准噶尔使臣入藏熬茶为例：甘肃省负责供应的护送准噶尔使臣入藏官兵的盐菜、口粮银201085.534两；[18]四川省负责供应的护送准噶尔使臣入藏官兵的盐菜、口粮银200000两；[19]西藏负责供应的护送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的马驼所费草料、柴薪等银2335.31两；[20]西藏负责护送准噶尔使臣的官兵所用米石及运送米石脚价银3850两；[21]路途中接济准噶尔使臣的银两14389.9两；[22]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应缴钱粮391两；[23]赏给搬移牧场之青海蒙古札萨克及牧户等锻匹62匹、银17912两；[24]赏给护送准噶尔使臣的清朝官员乌赫图银1000两、玉保银2500两；[25]赏赐护送准噶尔使臣官兵制备衣服之银两及赏给官员一年俸银、兵丁各赏银30两，共银15000两；赏给派往哈济儿等候之西宁镇标绿旗马兵300名，共银1200两。[26]以上合计459663.744两。 这还不是全部的费用，如给官兵制备衣服之银两等即无法计算。粗算乾隆八年(1743)为护送准噶尔使臣进藏熬茶一事，清朝最少花费46万两白银。若加上上述交易的78000余两白银，则清朝支出费用近54万两白银。由此可以看出，准噶尔与清朝的贸易是利益不对称的。乾隆君臣也深知这一点，尹继善曾说：“惟准噶尔夷人携带货物远来贸易，不但以无用之出产易中国之货财，实欲时通往来，探内地之虚实”，“蒙皇上如天之仁，准其熬茶，允其交易，资以口粮，帮给驼马，洵属格外施恩，乃该夷不知餍足，既欲交易，大占便益，复思驼马，全行易换，不费自己力量，到处窥伺情形”。[27]笔者认为，清朝主要是从以下考虑的：一是允许准噶尔入藏熬茶并派官兵护送以及沿途接济马驼等，均是在乾隆四年边界谈判时已议定好的。二是准噶尔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是达赖喇嘛的施主，清朝为笼络达赖喇嘛不得不允许准噶尔人入藏熬茶。乾隆皇帝曾在给噶尔丹策零的谕旨中说“朕不拦敬奉黄教之人”，[28] “振兴黄教，安逸众生，非噶尔丹策零之任也，此乃朕之皇考之事，朕之事。噶尔丹策零即便欲兴黄教，安逸众生，亦仅可行之于区区尔准噶尔一部而已，其可在天下万国振兴黄教乎？”[29]三是保持边境安宁，节省军费。清朝与准噶尔的历年战争军费浩繁，仅雍正八、九、十年派出的西路军所耗费的军费就为500余万两白银，[30]护送使臣入藏熬茶的银两远不及军费之数。 总之，在准噶尔入藏熬茶的过程中，清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目的是要收买人心，节省军费；准噶尔则获利甚多，达到了入藏熬茶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有过矛盾、碰撞，但经过相互调适可以达到双方都认可的平衡点，直到准噶尔发生内讧无法派遣使臣贸易为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