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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朝藩部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依靠满蒙联盟，清朝得以顺利入关。经过顺治、康熙、雍正朝三代人的努力，至乾隆初年，清朝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已经超越了周边各种势力，凭借着这种优势，清朝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步构建自己大一统版图。通过乾隆初年准噶尔的三次入藏熬茶，可以看出清朝构建藩部体系的诸种努力。 （1）经济上，重名誉，轻实效，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谋求政治上的主动性，以便控制对方。准噶尔和西藏都要依赖清朝。清朝花费巨资帮助准噶尔入藏熬茶，目的无非就是保持边界的稳定，节省军费。而随着贸易额的增加，乾隆皇帝还一度怀疑准噶尔人得到的白银太多。以乾隆十五年(1750)清准贸易为例，总共18万两的贸易额，清朝才给准噶尔人现银18800余两，故乾隆帝曾说：“若实银不过一万余，尚不为多费，以数年不用兵所省计之，则我犹为所得者多也。”[47]所以，清朝与准噶尔的贸易不从利润计较，而主要从政治上考虑。 （2）宗教上，注重控制藏传佛教，借此控制准噶尔等蒙古势力。信仰藏传佛教后，蒙古各部“惟喇嘛之言是听”，[48]各部领袖的权力合法性甚至还要达赖喇嘛授予，这进一步削弱了蒙古领袖的权力，准噶尔也不例外，无论谁上台，都想方设法得到达赖喇嘛所授予的封号；而发展藏传佛教的同时，大量年轻人进入寺庙当喇嘛，进一步削弱了准噶尔经济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以卫拉特王公为主制定的《卫拉特法典》中规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而且“僧侣有权向近亲的同族者的贵族征收赎金(牲畜)五头、向平民征收(牲畜)两头或贵重(品)一件”。[49]如果严格按照《卫拉特法典》的规定，则喇嘛占有准噶尔人口的比例更高。实际上，准噶尔部把供养喇嘛的鄂托克由五集赛增加到九集赛，[50]也表明准噶尔喇嘛人数的增加是确定无疑的。如何利用蒙古各部对藏传佛教的依赖，清朝统治者是清楚的。乾隆皇帝曾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也。”[51] “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52] （3）政治上，利用各种异己势力的矛盾，从中借机控制。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前半叶，内陆亚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彼此征战的过程中度过，各种势力都想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准噶尔想要占领喀尔喀部，甚至想要以此为踏板，挺进中原；[53]清朝想要统一准噶尔；西藏的达赖喇嘛亦想让蒙古、满族人甚至汉人都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成为他的施主，从而实际上操控各种势力。[54]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强大的清朝占据了优势，由准噶尔入藏熬茶也可以看出来，清朝与西藏僧俗势力结成了联盟，准噶尔试图得到西藏支持的几件事一件也没有实现。 通过考察准噶尔入藏熬茶的史实，不难发现，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宗教上，准噶尔已经被清朝牢牢掌控了，这使得它被清朝统一成为必然。在此过程中，清朝在西藏的势力也越来越强，这使得无论是进行军事平叛，还是进行政治改革，都游刃有余。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了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55]清朝借此契机，以“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56]的原则对西藏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废除藏王，将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的行政管理体系；同年，准噶尔因为争夺汗位，陷入连年的内讧之中，清朝趁机进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把蒙古准噶尔部纳入版图。在此过程中，清朝因地制宜，在新疆北疆、南疆和西藏地区实施了不同的统治政策，清朝藩部体系由此形成。历史证明，清朝藩部体系是历经一个艰苦而复杂的过程而形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