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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藩部之尝试 在法部、理藩部等督促下，各藩部对司法改良活动也有所尝试。 首先如察哈尔地区，宣统二年（1910）察哈尔都统溥良向清廷奏报筹备宪政情况时就涉及该处筹备司法情况。该都统称：筹设各级审判检察各厅确属应办，但“揆诸地方情形，实有无从著手”，“察哈尔地方不惟无城治，亦且不成乡镇。然既有民刑诉讼，则审判厅之设似亦不容稍缓。惟是蒙古则例，向与内地不同，故各旗特设理刑官以理蒙民词讼。今日非改则例，固不能立审判厅。即改则例以后亦苦无通晓蒙情兼精法律之人，以承其乏。况各级审判厅及各级检察厅同时成立，较理刑官之因沿旧制者，费必倍蓰。而蒙民纽于故习，犹将疑阻不前”。[26]为此，该处对筹改藩部司法一事，尤为担心。 其次如热河地区，该处对推行司法改良活动则显得积极。该处因辖下仍有很多札萨克蒙旗，此等改革自必涉及藩部地区司法改革问题。宣统元年（1909）九月，热河都统廷杰向清廷奏报热河第二年宪政筹备事宜时就对该处拟设审判厅做了规划，“裁并理刑司，设高等以下审判三厅……兹查有承德府考棚，屋宇宏阔，拟就加以修葺，分建民刑各庭。将高等、地方两厅并设其中，附设两等检察厅，取内分外合之制。”[27]该处又拟将热河道加提法使衔，作为司法上行政之官。对于那些没有设立审判厅地方，尤其是民蒙案件，该处拟仍由该道审转。[28] 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廷杰去职，诚勋继任，两人又合奏报告热河筹备司法情形。关涉传统藩部事务的民蒙交涉案件，因该处向归理刑司理藩部司员审理，将来开庭后，该司员应否裁留，或者仍以厅丞兼衔，新都统要求等稍后专案奏明，再行办理。[29]宣统二年（1910）四月间，诚勋又向清廷奏报该处筹备审判情况，除再度强调热河筹设各级审判厅具体情况和筹设办法应照内地行省办理外，并未具体指陈各蒙旗今后诉讼改良办法。[30]一直到了该年（1910）十一月初八日，热河都统才正式向清廷奏陈各蒙旗今后诉讼改良办法：热河审判厅房屋年内可以告竣，应照章开庭。以后旗民交涉案件应归审判厅审理，以归划一。为此，拟将旧设理刑司员梁世烺、张美玉二员停职，此后无需再派，藉此节约经费，办理审判厅。[31] 稍后法部议奏热河筹设审判厅时否决了立即筹建高等审判厅方案，但鉴于该处“所属民刑案件”，“其繁不减内地，又系大员驻所，行令准设高等审判分厅”。对于法部不准热河设立高等审判厅一事，热河都统诚勋于宣统三年（1911）三月间提出反对，认为热河司法早已俨然独立，相沿已久，吏民称便。且热河管辖两府一直隶州，并两盟十七旗，南北二千余里，东西一千七八百里，幅员辽阔，蒙民交涉案件最多，素称难治，实与各省情形不同。为此，他仍要求按照“迭次原奏，准其特设高等审判厅及加热河道提法司衔，俾得以行政而兼督司法之任”。[32]直到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二日，清廷才正式降旨，允准热河设立高等审判厅，并准热河道徐士佳暂加提法使衔。[33]这为热河正式开办高等、地方、初级各级审判检察厅提供了重要前提。 宣统三年（1911）五月初一日，热河都统诚勋、溥颋又向清廷奏报热河筹备司法审判情形。关涉藩部司法改良的民蒙交涉案件或蒙旗案件，日后将如何审理，因不仅涉及清末藩部司法改革问题，更涉及体制变更问题。该都统建议“或照前都统廷杰原奏，将该刑司员缺暂予酌留；或加厅丞衔，俾得会同审理蒙旗事件，应俟开庭后酌核办理”。[34]至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热河原都统溥颋去职，新都统锡良上任，两人又向清廷奏报热河筹备司法情况：“续办各级审判厅前经派员调查，并修理厅署，即模范监狱，八九月间本可开办高等及承德地方初级三厅。因值东南变起，饷源骤短，只能查照度支部奏案，除兵饷外，其余不急各务，暂为缓办。”[35]即此可见，至清政权彻底崩溃前夕，由都统治理下的热河地区的司法改良并未取得真正成功，而所谓关涉蒙旗的藩部司法改良，也只处于筹备起步阶段。 再者如库伦地区，也尝试推行司法改良，以期与内地看齐。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0），库伦地区就出现要求该处司法与内地“齐平”呼声。该年该处发生了三音诺颜部落蒙古巴拉津呢玛、齐密特二犯图财杀害民人案。该部落公衔札萨克车林多尔济旗下贸易民人齐珖等三人被杀，店铺遭焚烧，只有铺伙郑亮侥幸逃出，但亦身受重伤。[36]正是晚清以降蒙古地方频频发生“法轻易犯”现象，该年六月间库伦办事大臣丰升阿等就奏请清廷，要求变更蒙古地方审拟办法，即今后蒙古地方再发生抢劫杀人等案件时，无论蒙古、民人，均应按照内地做法，加以处罚。清廷最终同意了该大臣建议，要求“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37]从库伦办事大臣的请求以及清廷最终的认可，可以看出：至光绪后期，部分废除蒙古地区旧有司法体制，使蒙古地区与内地法制趋同，逐渐成为晚清边疆地区司法改良的主要趋势。 当延祉接任库伦办事大臣后，也开始涉及司法改制等内容。该大臣接到清廷《变通军流徒折》，要求设立习艺所，收留新章规定强盗、抢夺、会匪、棍徒等项人犯后就称：库伦“现在应行监禁及习艺各犯，无处可以容留。而游民日众，现审日多。若不预为防范，将来酿成巨案，转致诸多费手。查库伦核拟罪犯凡斩绞等罪，均解赴直隶多伦厅监候，听候部复，历经办理在案。嗣后各项罪犯，除蒙古则例有专条者，仍照例办理外，其应照新章监禁习艺各犯，拟请凡免解配者，一并发交该厅收禁，限满发所习艺。”[38]延祉此议遭到法部反对，法部议复时称：“罪犯收所习艺，原以约束其身心，兼得自谋其生业。立法本极周详，虽边境究非内地可比”，亦应设法成立。且所有人犯均发直隶多伦厅，该厅亦人满为患，无法收容库伦地方罪犯。法部建议该处仿照此前顺天府做法，“仍由该大臣迅将习艺所”“开办”，“以维善政，而符奏章”。[39]此后该处是否遵照清廷设立了习艺所，不得而知，但稍后却又要求仿效热河从前办法，添设理刑司员。为何提出此等要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该处商务开辟，民众出入猛增，诉讼案件日益增多；其二，旧有“办理商民事务章京，多半未谙律例，每核案件不免参差。而印房满蒙汉章京等，又系兼理庶务，于刑事亦非所素习”。为此要求仿照热河都统衙门做法，添设理刑司员一名。同时，当该处要求将命盗案件人犯统送多伦厅寄监的要求遭法部驳斥后，又提出拟设立监狱建议。但对于该如何建设，却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40] 三多到任后，又按照宪政编查馆奏定九年筹备章程清单要求，奏报该处应办司法审判事宜时称：“库恰两处，中外错居，民刑案件，日久繁多。非司法独立，无以收回治外法权。”三多拟裁去部派领催五员、理刑司员一员，腾出经费，设立各级审判检察厅，并于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与各部院进行会商。[41]他又拟在恰克图、库伦两地酌设地方审判厅，暂以法部理刑司员、理藩部办事章京充审判检察各官，先行试办。法部、理藩部分别对此进行了准驳，要求该处详拟专章奏部后，再会同理藩部奏请办理。[42]宣统三年（1911）四月二十七日，三多又专折具奏库伦筹办审判厅情形，即与法部电商又会同理藩部派员赴库调查后，再行核办。 尽管三多任库伦办事大臣后，对库伦的司法改良活动表现得非常积极，但经费问题却始终是阻碍库伦实行司法改良的致命因素，终无法解决。如宣统三年（1911）四月，三多向清廷奏报筹备审判检察各厅经费时就称：各项经费共需5万两，“前议办法，虽其中尚须增损，而法权所在，决不能以局在蒙疆，听其自为风气”。为此三多决定早日筹定经费，以免临渴掘井。但库伦所办各类新政已使该处库空如洗，三多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通盘筹划，兼资民力”，即将旧有理刑司员及部派领催全行裁撤，每年腾出“六千二百余两”。不敷之数，又听取调查商务委员顾保恒建议，拟对库恰两地往来车驼、木植、薪碳设立捐局，抽收各捐，每年预计得2万元。车驼捐局已于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一日委员试办，木植、薪炭捐局又于四月初一日开办。即使如此，该处试办审判检察各厅每年仍短2万余元。三多又称恰克图所产木植运赴出境者甚巨，曾派员与蒙旗议具章程，拟抽山价，进行弥补。但随着各捐局的开办，实收各捐税甚微。[43]正是经费严重不足，至清廷统治彻底崩溃前，库恰各级审判检察厅均未成立。 清末传统藩部地区的司法改良筹备活动也波及西藏。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二十二日，清廷命张荫棠为查办藏务大臣，整顿藏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张荫棠正式同商上及三大寺上层僧侣进行面谈，要求推行西藏新政，改变旧有面貌。其中尤其强调了西藏司法改良问题，称：“藏中刑罚残酷，动辄抄家灭产，自应查照大清例律酌定宽厚简易之法，应如何分设高中初等裁判所，以平讼狱。”商上及三大寺僧侣回复称：“西藏番刑，昔时迭经各贤王定明，凡杀毙、伤人、偷窃三项，唯视犯事大小，以定轻重惩罚。至于杀人，无论何国，其罪最重，虽应抵偿，但西藏系属佛地，凡遇杀人案件，应确查其人存心极恶、情罪最重人等，向规即将其人治以死罪。其余出手杀人凶手，并未定以死罪，将其人重加责惩，饬交命价，俾做善事。此外若有违犯法度重犯，由商上查抄家产，酌定惩罚。并无不分罪过轻重，以微事由商上即行抄家之事。此后必蒙鉴照。”而对于设立裁判所等，商上则称“若有书籍，应即译成藏文，大众会议，再行禀复”。[44]其后西藏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等工作并未执行，但随着藏内部分地方行政设治工作的开展，对应的司法改良活动也有所实行。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十八日，新任驻藏大臣联豫向清廷奏报西藏拟推行新政各内容时就称：鉴于察木多、拉里、前后藏等处汉民日渐增多，从前遇有汉番涉讼之事，均由番官管理，但又往往偏执，导致汉民受亏。该大臣建议废除旧有粮员，各处设理事官一员代之，专管地方词讼，以收地方管辖之权。[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