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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生与民本：儒教化国家的君德、官箴与财用 儒家具有民本思想的传统，要求君主使人民的生活充裕。《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讲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孟子·尽心下》更有民贵君轻的看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君王应重视人民，把人民作为国家稳定的关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也强调厚民生，简称厚生。对照《左传·文公七年》所引《夏书》中“正德、利用、厚生”记载与《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之说，“则会发现先秦《尚书·夏书》中的‘厚生’正是‘厚民生’的略语，说明‘厚生’一词已包含了‘民生’观念。”⑤现行《尚书·大禹谟》中禹向舜建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行利除害，使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三者和，谓德行正，财用利，生资后。立君所以养民，人君若能如此，则为君之道备矣，故谓善政。”⑥可见，儒家化善政在于为君之道，即国君要正己治民，节俭利民，厚生养民。厚生就是要轻徭薄赋，不违农时，保证生计，丰衣足食。儒家的上述思想被宋代新儒家更加强调。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古人所建的元朝，新建立的明朝强调复兴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并进入到国家制度。我们看到明朝士大夫奏事建言，每每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谈论民生问题。 谢迁(1449-1531年)引朱元璋祖训，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忧思民生，使得民安国固，将赈灾作为恤民生以固邦本的事情。谢迁说： 臣等尝伏读圣祖之训，有曰：凡每岁自春至秋，此数月尤当深忧，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所忧者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风雨不时，则民不聊生，盗贼窃发，豪杰或乘隙而起，国势危矣。此盖我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项重地，有此灾伤，陛下尤当仰遵祖训，深加忧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敕户部会集廷臣讲求赈救之方，各衙门一应岁办额办钱粮在此地方者，俱宜暂从蠲免。庶几德泽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残喘，未萌之变可保其或无矣。⑦ 按照谢迁的说法，明太祖朱元璋具有民安国固的思想，把赈济灾荒作为防止民变的重要措施，最担心民不聊生带来社会动乱。谢迁也把“恤民生以固邦本”作为明朝的家法来论述。 明太祖朱元璋诏书中也的确论述过民本问题，强调“厚民生”。洪武四年五月《免两浙秋粮诏》指出：“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⑧翌年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诏》又说：“尝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⑨从治国理念来看，朱元璋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民本与民生思想。 颇具讽刺性的是明中叶从武宗正德开始，皇帝往往行事荒唐，疏于政事。儒臣不断上疏请求皇帝关心民生。明代大儒王守仁(1472-1529年)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为了使正德皇帝以民生为重，上《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将皇帝朝政不修归罪于己，规劝皇帝：“自兹以往，务在休养生息，无复有所骚扰。躬修圣政，以弭天下之艰；屯广圣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圣学，以立天下之大本。其余习染，以次洗刷。则民生自遂，若阳气至而万物春；寇盗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魉灭。”⑩另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呼吁：“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11)正德皇帝置若罔闻，辜负了大臣的一片苦心。王守仁对于皇帝的苦口婆心，基于他“养遂而民生可厚矣”的理念。(12) 在清官海瑞(1514-1587年)有名的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中，提出皇帝的为君之道就是关心民生，臣职在于建言皇帝了解民生。海瑞说：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13) 他将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视为天下第一事。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系决于此。 陆树声(1509-1605年)《敬献愚忠以备采择疏》建言圣学图治，解决民生为上，应令官员解决“民困”，保证民生。他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称善治者。今生齿庶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饰而杼柚空，肤革完而脂膏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经自江淮而北，历齐鲁、畿辅咽喉之地，见驿传冲疲，夫役烦苦，民多流徙，不胜困穷。兼闻吴越、闽广、川蜀、山陕诸处，或敝于征徭，或困于兵赋，民穷财尽，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隐，然欲施赈贷则仓廪不继，事宽恤则逋敛难蠲。德泽不宣，民困何由而苏，宜敕下所司酌议裕民长策，务求实惠，毋事虚文，条列上裁，通行抚巡守令，永为遵守，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饰治平，此国本之所当虑者也。(14) 民生问题被抬到“国本”(15)的高度，旨在朝廷应以将“民生不遂”变为“民生咸遂”，即使民生顺遂为己任，这才是善于治理国家。就具体施政来讲，蠲免钱粮、赈灾施贷是舒缓民困的有效措施。在此，遂民生就是恤民生。 明朝改革家张居正(1525-1582年)为万历初政上《陈六事疏》，建言之一就是“固邦本”，认为：“以后上下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16)将遂民生作为宁邦本的条件。张居正希望君臣“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实质是国家保证民生的重要基础在于控制宫廷用度、财政支出，防止向人民增加税收。这样国用、君德、官箴与民生联系在一起了，大臣有义务监督君德修养与国家财用。张居正上《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主张皇帝节约为君德，他提出：“仍乞皇上曲纳臣等节次所陈狂愚之言，敦尚俭德，樽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17)在他看来，俭德即君德，君主尚俭，国家财政才充足，民生才有依赖。万历二十年(1592年)首辅大学士王家屏(1536-1604年)批评皇帝“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计民生，莫关圣虑。”(18) 君德尚俭除了节约皇室、朝廷的财政费用外，也是树立风气，使得官民养成节约风气，减少人民的负担，从而保证民生。有关节俭、国用与民生的关系，明朝士大夫多有论述。 胡世宁(1469-1530年)针对军民利病、时政边备所当兴革十事，上《备边千策疏》，其第二条是“崇节俭以制财用”，该条建议： 伏乞敕户礼工三部，通查内府各项供用之物，比国初旧额加添若干，凡此无益于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谕左右勋戚之家，各守礼法，各崇节俭，各为国惜财，各为巳惜福。至于官员馈送之厚，访实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权以转移于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严禁而又选法司刚正之士，以执持于下，则臣民内外节俭成风，而国用自足，民生自遂矣。(19) 认为节俭以足国用而遂民生，是官民都应树立的风尚。 关于朝廷的财政支出关系到国计民生。刘健(1434-1527年)《言时政疏》主张节财用、公赏罚，他说道：“财用者，国之急务，近年国计空乏，民生穷困。”(20)因此朝廷理财、节财很重要，如此才可以保证民生顺畅、国家富裕。魏时亮(1529-1591年)《题为摘陈安攘要议以俾睿采疏》，将“节财裕国”作为根本要义之一，他说： 举凡大臣言官有以减织造疏者，有以减镀金疏者，有以减买珠买金疏者，有以减油炭草料四火等铜及查盘内库钱粮疏者，此等题疏无非忠爱我皇上之至意，以后有请，伏冀皇上一一鉴采，俯赐施行，俾财用常节，国计常充，以给边请，以奠民生。(21) 节俭可以作为裕国手段，以充足的财政收入，保证边疆所需与奠定民生。 还有人将节俭理财视为裕民足国的措施。张文《裁革冗食节冗费奏》就说：“夫当此匮乏之时而不为裁革变通之计，何以裕民生而足国用哉！”(22)经费事关国用，张邦奇(1480-1544年)《处置经费议》说： 国家近日以来经用不给，至有欲以鬻爵度僧为言者，夫二事者所获无几而所害甚大，诚非圣世所宜行。臣窃惟之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养，其出不为少也，而犹每患用之不给，其来必有自矣。盖欲足费莫若省费，所以省费者有三：一曰昭俭德，其本也；二曰裁滥赏，三曰汰冗食，其末也。二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难。至于所以经画之方有二，曰清理盐法、开广屯田二者是巳……臣恐财用日耗于上，而民生日困于下也。(23) 面对国用经费不足，张邦奇建议皇帝昭俭德、裁滥赏、汰冗食，这是节流，再有就是开源的办法，只有皇帝、朝廷不虚耗，民生才能不困苦。 总之，在明朝士大夫的前述重视民生的用语中，出现了恤民生、奠民生、裕民生的用法，反复强调的是使民生顺遂，遂民生是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体现，也是对君德、官箴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和谐，即邦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