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历史学 > 史家论史 >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 常建华 参加讨论

    三、吏治民生:民生问题的实质在官不在民
    古代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的管理强调自上而下,官员对君权负责,权力很大。但官员治理社会,则以维护人民生计为基础。万历元年(1573年)张瀚(1511-1593年)为吏部尚书,深知该职的重要性:“初,余之召入秉铨也,思古太宰之职,在知人安民,而惠安民生,莫先综核吏治。”(47)认识到综核吏治事关惠安民生的重要性。
    明朝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呼吁中,认为百姓的生活好坏在于地方官的治理如何的看法不少。朱元璋的谋士安徽徽州人朱升(1299-1370年)就有明确的认识,朱升的浙江天台老朋友任职徽州按察,向他讨教,朱升《送分宪张公序》记载:“天台张君行按来徽,责言于故人升以广其政,升以民生休戚在长吏,长吏之贤在通其民情。”(48)认为民生休戚系之于官吏,通民情才可以成为贤长吏。
    事关民生的官员,以州县地方官最为亲民,其贤能很重要。明中期李东阳(1447-1516年)就北直隶冀州修城以防虏防水,评价道:“夫所贵乎守令者,能卫民生、捍民患,以为之父母者也。”(49)认为地方官能解决民众问题才算称职。张岳(1492-1552年)将民生可哀归咎于官员:“法度日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岂能无责!”(50)嘉靖时潘潢(?-1555年)《申明守令条格疏》谈到治理国家选择知县的重要性,他说:“守令自重,民生自安矣。”(51)并具体提出了5条措施,即精选任、不应格、严旌举、隆体貌、明职务。万历时吏部实行新法:“凡州县卑官,有考语非上等者,即上考而历任稍久者,辄升外卫候缺经历,谓之半王官。”因“卫幕则布满天下,动云待缺,凡州佐县佐以驿丞仓巡之属,每一缺官,辄求代署,恣行画攫”。沈德符(1578-1642年)认为“其蠹吏治害民生,真第一敝政。”(52)
    民生系于吏治,官员的选拔、考核就十分重要了。陆粲《去积弊以振作人材疏》谈到朝廷用人问题,条陈四事,其中建议“久任使臣”条主张:“凡京官任内曾历过知州知县者从优叙用,庶几彼此适均,小大竞劝,人各奋于事功,不敢希冀幸进,民生安而士习厚矣。”(53)还建议“汰冗官”,他说:“京官省则俸禄可减,以纡国用;外官省则供亿可减,以厚民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系紧要者量为裁革,省一分则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为烦扰,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难矣。”(54)万历十九年(1591年),官员李桢条陈“重责成”等六事,吏部尚书陆光祖(1521-1597年)等廷议认为俱有裨于吏治,于是“议拟上请定夺”,从其《覆湖广巡抚李桢肃吏治以奠民生疏》可知,李桢的题目将吏治指向民生问题,陆光祖等议拟六条措施,回应李桢,即重责成、严荐举、实考语、慎论刺、防宦成、公品骘,指出严荐举“亦未必非激扬吏治之一机也”,公品骘则“殚意彰瘅而吏治顾有不兴者哉”!(55)把肃清吏治作为保障民生之举。万历时郭惟贤任职湖北,下车伊始,表示“抚绥民生”、“振励吏治”是其职责,他说:“臣本驽下,叨役全楚,随事修举,一意安静。以抚绥民生者臣之职也,思为政不在多言,务在力行;以振励吏治者臣之心也,惟是职可得为。”(56)在此,“抚绥民生”与“振励吏治”不可分割。张卤(1523-2598年)《献愚忠以永图善后机宜疏》建言:
    再乞敕下吏部,自后将督抚诸臣托疾章奏俱与罢停,直待事定功成拟加擢用,不得容听其因袭规避,徒启纷纭替代,以致误军机,则国运易危为安,民生转祸为福。(57)
    将官员的能否胜任尽责,作为关系国运、民生的大事。
    为了保证官员队伍的贤能廉洁,监察官员很重要。监察官员考核吏治,实际上是为了民生。张瀚就指出:“至于举劾之宜当者,以吏治臧否,系民生休戚,而全系抚、按之举劾。”(58)巡抚、巡按官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万历时期朝臣赵南星、邹元标对于监察官员与吏治、民生的关系都很关心。邹元标(1551-1624年)曾“陈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几万言。”(59)他议论“圣政”,所上《直抒肤见以光圣德以奠民生疏》讲到:“欲求吏治之肃,民生之遂,在廵方之使能正身率下而已。”如果“操守端则宪纪肃,宪纪肃则群吏畏慑,虽有贪黯者,且将闻风而靡,从化而流矣。货财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60)朝廷派出官员的品质事关地方的吏治、民生,吏治好,民生自然顺遂。赵南星(1550-1627年)论述吏治与民生较多。他曾疏陈天下四大害,其中“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61)将民生不遂归结为州县官吏污浊。赵南星《覆陈给事疏》指出吏治清浊与民生遂苦的关系,他建议“惩举刺”:
    臣等看得我国家抚按官之设,皆以巡为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礼难复,而设官以代之犹夫其自行也。抚按之责,莫大于举刺。举刺当,则吏治清而民生遂矣;举刺不当,则吏治浊而民生苦矣。(62)
    即检查部门是否尽责关系到吏治,吏治清浊制约民生遂苦,得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的概括。后来赵南星再次谈及这一问题,他在《申明宪职疏一》中指出:“天下治乱在于吏治,吏治隆污在于廵方,若廵方举其职则无复事矣。”《申明宪职疏二》又言:“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民生自安。”(63)赵南星也谈士风、吏治、民生的关系。他的《再剖良心责巳秉公疏》说到:“士风大坏,吏治随之,而民愁苦。”(64)
    明朝的著名士大夫多有论述吏治与民生者。中央首辅如张居正《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说:“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65)。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生,安民生则在于核吏治,吏治关乎民生。张居正还在《答福建廵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中称赞耿的“安民生”举措是“深达治体”(66)。张居正也上过《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他开宗明义:
    窃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67)
    任用清廉官员蠲逋赋,才能安民生。
    地方大员如万历时吕坤(1536-1618年),巡抚山西,关注基层社会。他的《答毕东郊按台》以积贮为民生的命脉,检验吏治以此为重。他说:
    今天下吏治,有重于民生者乎?民生命脉,有急于积贮者乎?仓庾如洗,虽十尧舜不能活一饿夫;珠玉如山,虽人与千金不如给一升粟。(68)
    可见当时积贮无粮,官员抓仓储是急迫的民生事务。吕坤更能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明朝的安危,建议万历皇帝勤政爱民,尚俭立德。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疏陈天下安危,其中说到:
    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关陇气寒土薄,民生实艰。自造花绒,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无休,千手经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绸,苏、松之锦绮,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须,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诚一切停罢,而江南、陕西之人心收矣。
    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69)
    吕坤把人心视为国家的命脉,建言收人心的举措就是改变民生艰难的状况,要求停罢陕西的征花绒、江南的烧造瓷器。还直接劝说万历帝不要想着自己福而使天下贫,警告皇帝人民已经痛不欲生。如此直言,只有以民为邦本为信念的人才能做到。
    由上可知,吏治要求官员厚民生、抚绥民生。因此,民生问题不仅属于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明经世文编》所选的只是明代士大夫的部分奏疏议论,然而却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其中有关民生的论述较多,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关心的重大事情与基本观念。明代谈论民生的士大夫多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能臣,对于朝政与地方社会影响较大,如廷臣刘健、谢迁“以道事君”(70)促成弘治中兴,张居正改革振兴国家,地方大员吕坤推行实政颇有作为。明朝士大夫也发展了民生思想,如朱升说“民生休戚在长吏”,赵南星更指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这是对吏治与民生关系的高度概括,极具政治意义与思想价值。(71)这些明代士大夫关心国计民生,颇有建树,影响了明朝历史,他们的言行为人们树立了忧国忧民的形象。历史上的统治危机,多用民不聊生、民生涂炭形容,士大夫往往以天下安定为己任,其民生观念的核心是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明代士大夫有关民生问题的议论与实践,使我们看到儒家主张的民本思想核心是重视民生,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出发点。民生与国计是一体的两个面向,如此国家与社会也成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分立、对抗的敌体。吏治与民生的关系,恰恰说明当官为民、造福一方是对古代官员的基本要求,属于朝廷勤政爱民的政治理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民生问题既是生活史内容,也事关社会与国家,值得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士大夫的民生思想与实践,采取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显然是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国对明代士大夫的研究多持批判态度,最典型的是吴晗先生对仕宦阶级的开创性研究中,强调的是晚明仕宦阶级生活的骄奢淫逸,认为:“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故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作(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72)这恐怕是言过其实。近年来,学者注意到明代士大夫的正面行为,如陈宝良指出:“我们当然承认,饱读儒家诗书的知识分子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这是他们的本色当行,事实证明,在明代确实有一批儒家士人以谈论玄虚的‘道’为职责。在这中间却有一个新的动向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从儒家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一批人,他们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有些甚至注意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事。”(73)赵轶峰、常建华探讨了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与移风易俗。(74)现在看来,对于明代士大夫进行多角度的探讨,会使人们对于明代士大夫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