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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计民生：取之于民与为民谋利 民生关联着国计，文献中有“国计民生”的固定用法，也写作“民生国计”。“国计民生”与“民生国计”可以互换，显然二者内容相同，只是民生与国计有一个孰前孰后语感的差异。民生与国计在总体上说，是国家统治状况综合性表述，如正德初年刘健的《论初政纷更疏》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24)担心国家的总体状况。 但是“国计民生”也不限于抽象表达，往往联系具体问题来谈。那么何种事情关系“国计”与“民生”呢？论述最多的是治河与田赋问题。 关于治河。主要指治理黄河、运河，黄河不仅关系到交通、水利，还关联漕运，东南漕运是京师食粮与国用的保障，保证运河通畅自然重要。弘治时右副都御使刘大夏(1426-1516年)治理黄河，时河决杨家、金龙等口，东冲山东张秋，刘大夏上《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说：“臣等仰知皇上洞见黄河迁徙之害，深为国计民生之忧，凡智力所及，不敢不尽。”(25)说明治理黄河是君臣关注的事情。 明后期黄河南徙，挟淮泗而内灌，官员搜集诸家治河之说，为之谋划。曾为首辅大学士的李春芳(1510-1584年)《高堰定议序》说：“予虽山居，所望海渎效灵、臣工戮力，以俾国计奠民生者切切焉，未尝一日置念。”(26)念念不忘治河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万恭(1515-1591年)隆庆六年(1572年)总理河道，于宝应筑水闸导洪，他的《创设宝应月河疏》开宗明义：“题为创设宝应月河以利国计民生事”(27)，把开河作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海瑞也在隆庆时疏浚吴淞江，他的《开吴淞江疏》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28)疏浚河道为国计、民生不可或缺。后世评论海瑞此举：“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29) 治河专家潘季驯(1521-1595年)就通济筑坝问题上《查复旧规疏》，建议：“每岁于六月初旬，一遇运艘，并鲜贡马船过尽，即于通济闸外，暂筑上坝，以遏横流。一应官民船只，俱由盘坝出入，至九月初旬，仍旧开坝用闸，庶于国计、民生两利之矣。”(30)在此，筑坝关系到国家的漕运、纳贡以及民间的交通运输，事涉官民，所以是“国计民生两利”之事。 治河不利则后果有害于国计民生。丹阳人姜宝(1514-1593年)《镇江府奉旨增造闸座记》说： 我镇江府丹徒、丹阳两县所通舟之河为漕河，河绾东南运道口，地形高于常苏，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辄东西泻。西以江湖，冬枯则泻而西入于江，常苏霜降水落也，则又泻而东下，如建瓶然。西下京口闸之板，谓可防水西走矣。东注则无可奈何，以漕舟之艰于行也，往往议挑河。两县河身亘长百五六十里，不问河流浅深，率多为坝以戽水，河浅深不一，又亘长，难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衔至。辄又停工以放运。水既戽去时，则又难于来。每年循习如此，国计民生两有妨。(31) 镇江地处漕运地段，因地势高需要挑河调节水量，为坝挑河解决不当，影响到漕运与挑夫，官民不利，故有妨国计民生。姜宝也使用“民生国计”的用语，如他建议浚湖修闸上的《漕河议》说：“近题东南水利，专委南台侍御，而运河则仍属之漕台，漕台不得巡历地方，恐文移往来，动有稽误，中间有当题请处，谓宜题请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生国计亦永永可称便益。”(32)此外，万历时章潢(1527-1608年)说：“方今筹民生国者计，大都言西北水利云。”(33) 关于田赋。万历时昆山人张栋就东南财赋问题，上《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他说： 臣惟国家建都西北，而财赋取必于东南，辟则千金之家，所居虽在城市，而其生计全赖乎膏腴之产。野有良田，岁有厚入，以所入当所出，而充然足于用，不见其乏。迨乎出日浮，入日缩，用不足而朝夕营计，务在取盈。卒以告困，盖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势所必至，无足异也。天下犹一家，而东南则富家之美产，是为衣食之源。谓当积日累月，徐收其利，不当取盈于一旦，以犯竭泽而渔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贫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养其有余于将来。陶朱公侯时转物，不过如此。顷岁巳来，库藏巳竭、杼柚其空而逋赋益积，未有完期。荩臣喆士忧国忧民，亦尝探极根本，悉意陈言，意在苏东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必果，然则坐视其因而巳乎！臣东南产也，谨摘其一二，断乎可行、行之而断乎，有益于民生国计者，请下户部虚心详议，毋泥拘挛，务使国用渐舒、民财不匮、上下其胥赖哉！(34) 他认为富贵者居住城市，但是“生计”依赖于乡村的农业生产，国家征收东南赋税过重，反而得不到税收，民众则苦不堪言，于是他忧国忧民，反对竭泽而渔，主张藏富于民，还具体开列核荒田、宽改折、解白粮三条建议，以使国家得到赋税，民众减轻负担。张栋奏疏标题中有“国计民生交绌”一语，述说国家与民众交困，文中则说“有益于民生国计”，或许在强调苏民困才能俾国计。 万历时常熟人赵用贤(1535-1596年)《议平江南粮役疏》中，也谈到核荒田，具体措施是： 敕下廵抚，通查前后荒田数目，要见何县实荒若干，因何钱粮无处，何县沿江坍去若干，见今有无抵补。委官踏勘，逐亩清查明立界限开注区分，其有以熟作荒、隐蔽粮差者，许本区首告勘实，治以重罪，然后总报粮数。若果系荒粮无处，即与开豁，无得复混载书册，以滋奸胥诡寄之弊，其裨益于民生国计非浅矣。(35) 看来核荒田给“民生国计”带来的问题较大。 万历时温纯(1539-1607年)请将浙江清丈土地后查出的田赋浮额蠲免，他说：“小民均沾减征之惠，于民生国计未必无小补矣！”(36) 此外，盐法、钱法属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弘治时，马文升(1426-1510年)关心盐法，他的《重盐法以备急用疏》认为： 切惟盐课者，国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之备紧急之军饷，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诚有国者之大利，济时之急务也。(37) 将盐课与国家、民生联系在一起，盐税可以作为财政支出用于军饷、救灾，民生即民命。嘉靖时，周用(1476-1547年)建议改革两浙盐法，所上《盐法疏》最后说：“如蒙敕下该部详议施行，则民生国计幸甚。”(38)出自同样的逻辑。杨成(1521-1600年)鉴于有人有意建议朝廷允许各省铸钱，写信给朋友，指出：钱法乃足国富民之端，欲生钱莫若令各省自鼓铸，自鼓铸莫若令官开局而民铸之，如“诏赐通行鼓铸，国计幸甚，民生幸甚”！(39)铸钱增加流通、满足消费，国家与民众都增加了收入，国家财政充足，人民生活富裕。 宦官干政也事关国计民生。明廷往往任用太监监军或为矿监税使，士大夫指责内臣的作为有损于国计民生。如嘉靖时梁材(1470-1540年)上《查革仓场内臣疏》指出：“而又添差科道监收钱粮，禁革奸弊，法制周详，官民两便。奈何王奉等窃肆贪饕，多方掊克，名虽总督监督，而实则剥军害军，揆之钦定职掌大有相乖，用于民生国计全无寸补。”(40)认为朝廷新增官差本来官民两便，但是太监王奉贪得无厌，所以无补于民生国计。再如陆粲(1494-1551年)《劾太监阎洪疏》批评太监干扰马政，“重为民生国计之蠹哉！”(41) 综上所述，朝廷有关田赋税收以及行政要务的河政、漕政、马政与盐法、钱法，多与国家财政有关，也关系到民众经济收入与生活，概括起来用“国计民生”或“民生国计”表达。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就是以解决国计民生为抱负。然而明朝的历史确是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国家军费需要，增加“三饷”，不断加派，国计影响了民生，明遗民李清(1602-1683年)曾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等，李清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国计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于是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征。”(42)就好像当年海瑞疏内呼嘉靖为“家净”，谓“家家俱净”。李清谈到崇祯朝官员陈龙正称赞有加，说“时持国计者，皆以加派为长策，龙正既疏陈其事，复著议数千言，大略谓：‘金非财，惟五谷为财，兴屯不足以生谷，起科不可以垦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垦荒。五谷生则加派可罢，加派罢则民生可安。’”(43)不过垦屯之事并未落实。当时官场还存在着务虚不务实的风气，新安官生杨光先批评给事中陈启新“受职后，国计民生兵马钱粮四项绝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马，后日一疏，护日不敬。岂未为官时，天下便有许多可痛哭流涕处，一为官后，便人人迁悔改过，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无一事可言处”？(44)连崇祯帝也是明知民生的重要性却无能为力，他说：“内治缺而后戎马生，民生促而后盗贼起。”(45)他命杨嗣昌督师讨伐张献忠，亲作诗饯别：“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静，还期教养遂民生。”(46)这仅是美好愿望而已，结果是崇祯时代靠加派维持国计造成民生不安，最终亡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