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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信息的资料源 无论是从事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还是从事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一个西方历史学家都有充分理由从甄别史料的来源、评估史料的价值来着手他的研究工作。历史学家必须首先确定他所使用的史料内容是否完整或者不太零碎。他必须确定在他的研究框架中，能够被他使用的史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几个世纪以前最初的那个版本。这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在流传过程中，历史文本已经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在甄别和评估史料时，最有必要做的应该是鉴别哪些内容是被后人添加进去的，并且将这些添加内容与编纂者最初所写的文本区分开来。这通常能够做到。在中国的历史资料中，这类例子随处可见。例如，业已证明《尚书》和《史记》中的部分原文已经散佚或者被替换成了后人加入的大段文字。 然后，历史学家尝试确定历史文本编纂者写作时哪些是能够使用并且确实使用过的原始资料?编纂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编纂者的偏见和成见对其所述事件和人物影响的程度和方式是什么?此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历史学家都会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对史料期望过高，他们手头所处理的史料只能用来研究一个既定情形或者问题很少的几个层面。此外，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由于受历史文本编纂者写作时的兴趣所限，编纂者只关注某些主题，因此他会在写作中有选择地使用他所收集的资料。当然，这些被选择的资料不能涵盖其他也许更重要的研究议题。如《史记》《汉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地理信息，但是它们不能告诉读者当时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且它们也没有记录当时发生的所有事件，如现在公认的发生于王莽时期的黄河改道事件。 历史文本资料包括很多种类。其中编年史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被认为对社会、国家或者帝国特别重要的事件。有的编年史是编纂者出于个人动机写成的，不受任何权威的干涉，如古希腊的作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有的编年史是在政府的直接要求下由官员编纂的，如中国的正史。无论是哪种情形，编纂者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囊括了所有的相关证据。但是在编纂过程中，撰写成书的内容没有必要包含所有已收集的资料。因此我们立即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决定编纂者选择资料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个人编纂者也许能更自由地记录那些会使官员甚至是国王或皇帝的诚实受到质疑的事件。而代表一个国王或皇帝的编年史也许会不得不忽略这方面的相关史料，甚至会将那些与权威意愿相背的事件排除在外。 幸运的话，历史学家也许能够收集到其他类型的史料，对编年史进行补充和证实。这类史料可能被归为档案。档案的书写是为了记录一件事情的完成，如税收、食物和水等必需品的分配、商业贸易等，或者是有关皇家命令的执行情况。档案中可能会记录那些没有引起编年史作者注意的资料。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档案记录是唯一可能获得的写本史料，如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或者克里特岛(Grete)上的线形文字B。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有关早期历史时期的这类史料非常难以获得。当我们获得这类档案史料时，我们将会了解到，在编年史撰写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史料的，从而使编年史有助于形塑官方的历史形象，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留下政府的丰功伟绩。然而，正如官方记录和编年史可能会出现错误一样，档案也是编写者基于他自身的责任和参照系而写成的，因此档案中也容易出现错误。比如，在税收记录中，关于纳税人受益的情况很可能已经被蓄意伪造了。 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文学作品都同样能够丰富历史叙事的细节，正如在《红楼梦》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托马斯·霍布斯、亚当·斯密、黄宗羲、顾炎武等评论家，撰写的有关政治理论或者经济实践的著作也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历史叙述，这也许不同于那些得到授权的官员们所撰写的历史，但是却比后者更精确。而且这类著作也许会为一些已经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的历史事实添加一个批评性的注释。诗歌则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如在《古诗十九首》中可以看到一次长途旅行或者军队服役期间的艰辛，而这些不会出现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 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不是全部的)不仅重视以上这些历史知识的来源，他们还研究物质证据上携带的信息。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能够从这类物质证据中获得益处和灵感。这主要归功于过去50余年中国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工作的成就。原则上，物质证据的作用是证实、确认、补充、修改或者反驳我们在传世文献中读到的内容。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对物质证据的解读是失败的，这仅仅会弱化他在论题中所持有的观点。而如果一个考古学家拒绝考虑文本证据，其研究工作的有效性将会遭到质疑。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历史学家拒绝承认物质证据是既可靠而又有价值的历史证据，而一些考古学家将历史写本视为无用的、完全出自偏见的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