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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学家的困境 西方历史学家在撰写自身文化历史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史料的缺乏，因此，他们设计了避免这种内在危险的方法。同样，他们面对中国的历史记录时也相当谨慎。 西方的学术训练要求历史学家一定要意识到历史记录所涵盖的主题的广泛多样性，同时也要意识到历史记录的弱点和短处。在历史文献中，如正史，最初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是那些有关社会高层的男人和女人的内容，以及那些在维持帝国政府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人和控制土地与人民的人。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史是中国文人的创作，其中指出的是官员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它用欣赏和赞许的口气记述荣耀人物的故事，而用蔑视和生气的口吻记述罪犯。但可悲的是，这些历史记述缺少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它只笼统地记录那些可能摧毁人民生活方式的主要事件，如洪水；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如一个农民家庭是如何被迫或者被勒令离开他们的家园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历史中也非常缺少有关普通民众工作情景的记录，无论是农场工人还是矿工，或者是战场中战士的个人行为。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正史中提供的信息也许是不完整的，或许正史也并不是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必要参考文献。例如，欧阳修的《新唐书》中就没有包含对佛教的关注，而这在其他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在正史中，我们读到的那些非汉人的记述都是重复的，从一部史书到另一部史书的记载都一样，似乎同样的记述适用于每部正史。然而问题是，如何区分这些非汉人的记述所体现的时代。此外，在正史中不同来源的资料也被编纂在一起，其中不能被证实的传闻也许与被充分证实的内容一样多，同时，正史也许还是奇闻逸事的载体。这些传奇逸事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却很少被验证或者从来就没有被验证过。在某些正史中，也许对这类奇闻逸事的处理态度与对待一个官员的正式声明是一样的。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无论是研究自己所处文化的历史，还是研究其他文化的历史，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克服一个特别而又普遍存在的困境，即将我们所处时代的假设和思想置入过去某个时代的诱惑和危险——在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时候，似乎生活在数个世纪以前的人们与我们分享着同样的思想，分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在与较早时代毫不相关的概念基础上判断那个时代人们的行为和决定。在书写历史时，如果期待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Shōgun)会像基督教精英一样行动，或者期盼俄罗斯沙皇会坚守佛教教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处，这种假设的谬误非常明显，但是这类错误并不总是如此显而易见。受惠于知识与科学观察的积累，我们已经远比汉代的卫青更清楚地掌握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我们也已经远比明代的郑和及随从他到非洲的水手们更多地了解海洋的潮汐运动。但是对我们来说，在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卫青或郑和所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判断卫青或郑和当时的决定则是完全错误的。同样，以20世纪形成的或者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政治概念来判断那些统治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或者清朝的皇帝们的行为动机也是大错特错的。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可以免于这种时间的错乱，即将后一个时代的境况运用到一个更早的时代。可以说，极少有例子能够表明今天某个特定国家的欧洲人一定能够摆脱“民族国家”(nation)这个概念的限制①。1618年到1648年的30年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艰苦的战斗和纷争困扰着冰岛。在以上两个例子中，痛苦的根源正是在于宗教的影响。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试图重建这些战争参与者当时所生活的环境，他们只能从今天法国、德国或者英国等国家(nation)的角度出发理解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但是，在17世纪欧洲的政治环境中，宗教争议在形塑人类的价值观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今天重要得多。同样，信仰、记忆和情绪推动着冰岛国家各个党派的内部竞争，而来自其他地方和背景的历史编纂者可能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些推动力量。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走出他们自己的时代背景，并且努力尝试着进入他们所研究的那个时代。 西方历史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中国同行对中文史料及其相关事实非常熟悉，这是他们无法与之匹敌的。由于无力运用如此丰富的信息库，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分析他们所知道的，尝试理解与此相关的情形或问题。他们做编年笔记，尝试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现以上情形或者问题的发展与变化，并且试图发现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偶然或有意的因素所导致的。作为这类历史探究的一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寻求对这些原因进行解释。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有可能会比他们的中国同事更注重因果关系，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将《战国策》的作者，或者班固与李维这类作者对待历史的观念进行比较，也许会形成一个有趣的讨论和研究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