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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来之路 在以上提及的几个层面的基础上，西方历史学家可以承担研究中国文明特征的出现、增长、变化和消亡过程的历史任务。他们可能充分认识到将中国文化特征与其他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也许会在进行这样的任务时感到不安。这主要是由于只有少数西方历史学家接受过一个以上文化历史研究的充分而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而使他们能够达到在另一文化历史研究中堪称专业的水平。与此相反的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式是，有两个学者各自在两种文化历史中看到并且致力于同样主题的研究，而这两种文化是既相关联而又独立的，因此，有价值的研究结果随之而来。例如对唐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实行官僚系统及训练官僚的方式进行的研究，或者是对清朝和沙皇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农业实践进行的研究。 中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的王朝，如对汉、唐、宋、明、清的研究，而较少关注那些持续时间相对短的王朝，如秦、晋、隋或者元朝。同样对于那些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分裂时期(它们也许持续了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研究和关注也较少。此外也较少研究和关注那些有两个或者多个政权争相拓展控制区的历史时期。总体来讲，西方历史学家们很清楚，在中国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分裂时期以及那些已经失去发展动力、行政力弱和腐败的王朝加起来，完全与那些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时间一样长。他们同样清楚地知道，研究这些分裂时期时历史学家面临着界定一个“时期”或者“情形”的困难。这些“时期”或者“情形”缺少一些历史学家所熟悉的最基本的构成元素。然而与致力于研究那些强有力的王朝(能够在当时控制今天我们所称之为中国的大部分土地)相比，研究分裂的历史时期也许会得到更高的回报，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当然与那些分裂的时期相比，历史学家可以收集更多、更规范的有关主要王朝的信息和证据，如唐朝相较于与十六国时期而言。同时历史学家越是长时间地关注一个时期，就越有可能判断他所研究的历史事件的成功与失败，就越有可能评估历史中政治或者经济事件的价值。他越有可能看到某些思想或者价值的连贯性及其实践过程，从而判断这些思想或者价值的优缺点，也越有可能区分出那些意外事件，并且通过对比已经确定的事实和常规实践，来确定一个进步或者变化的历史时间节点。对唐代进行研究，要比对五代时期进行研究更容易完成以上这些研究任务。 在中国撰写历史的传统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限制了对那些短命王朝(如秦、晋、隋，可能还包括元朝)成就的正确评价。这是因为后代的历史撰写者已经将这些短命王朝的统治实践描写成不值得借鉴的。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也许正是这些短命王朝促成了中国历史实践中一些重要变化的出现，而随后的政权只是有能力以更持久的方式发展了这类思想，并且将之运用到更宽广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些短命王朝之后的王朝(如西汉、东汉、唐，也许还包括明)采用了短命王朝时期出现的思想并且将之发扬光大。 关注分裂的历史时期可能会使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看到某个时期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一个稳定的统一时期则不太明显。在分裂的历史时期，也许更能够清楚地看到个人领导力如何能够引起随后事件的发生，并且影响一个社会团体的成长；也可能会揭示出个人动机在抵御政府及其官员的强权时有多么的成功或失败；也许还可以看到，一个被长久坚持的传统在那些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维护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磨难和考验。在一个分裂的历史时期里，那些长久以来被接受的观念可能会遭到质疑，从而历史学家有可能观察到这些观念是否能够抵御革新，抵御批评和抗议的刺激。在分裂的历史时期，一个地方王国可能会发起政治结构或科学技术试验。因此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解释试验的动机是怎样引起，是如何得到支持的，又是怎样在一个主要王朝的实践中发挥长久作用的。 对比分裂时期与强有力的王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显示出一些思潮的增长和消失。从那些短命的王朝，如梁、北周，历史学家可以观察到一个皇帝信奉佛教的热诚，以及一种具有独特鼓舞类型的佛教艺术的产生。这些特征也许可以与佛教建立的历史、唐代更长时间内不同类型佛教艺术相比较和对照。 在历史研究中，所有的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决不会同意提出一个最终的研究原则。历史学家有责任在几个不同的层面呈现其研究结果，以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一方面，历史学家必须以极高的专业水准来展示研究工作，以满足他的历史学家同行们的要求，并且经得起学者们的批评。出版这些研究成果是最基本的，但它只会吸引非常有限的读者，如少数的专家或者有能力钻研到这个阅读深度的学生。因此历史学家也必须同时用其他学科的学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撰写他的研究结论。举例来说，要使中华帝国的历史能够引起罗马帝国研究专家的注意，为双方提供一个精炼的研究结论。在这类出版物中，历史学家必须清晰地处理论著的学术性，以便让其他领域的学者能够理解这些研究结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还应该在一个更加不同的层次上写作，即将他的研究主题及其重要性以介绍给普通读者为出发点进行写作。对于改善人类知识来说，这些普通读者是决定性的。这些普通读者也许是由于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短期的展览会，或许是由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在电视上看到了考古发现的生动报道，从而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这些普通读者包括青年学生、大学里渴望选择专业的学生、那些职业谈判中不得不关注中国的政治家或者公务员。对这些普通读者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知之甚少的国家。历史学家必须服务于这类读者的需要。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这些普通读者需要一个关于中国的精确而易读的叙事。也许历史学家会遭到批评家的指责，指责他们并不比“流行作家”好多少。但是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人们期待着职业的历史学家不要拒绝帮助普通读者加深他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 本文系作者应邀于2013年6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所做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于本刊。 注释： ①nation一词与“民族共同体(enthnic community)”有关，又称为“想象的共同体”，是晚近才出现的概念——译者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