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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方历史学家的意图和方法 我们观察到，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根据他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范畴的认识来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再补充一点，在所有的情况下，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将会自由地发展和选择他做研究的方法。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只能解释我个人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职责的。用概括性的词汇来表达的话，那就是我一直都在尝试确认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个性。我们阅读历史文本、研究考古发现，是为了追踪历史长河中男人和女人实现他们的想法并且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的过程；是为了确定这些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的努力的组织方式，可能还是被迫这么做的；或者是为了确定多大程度的行动自由会促进个人的能动性。对于中国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我们关注那些与知识的进步、宗教号召、自然力有关的学术问题。我们也许还会关注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将之视为中国特征表现的见证。 此外，我们必须进一步及时确定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件或者历史时刻，也必须进一步判定是否有可能去确认一个或者更多的个人——这些人是带领中国历史发展至繁荣时期、或者阻止中国社会进步的主导角色。从一个宏大的角度来说，这让我们想起李约瑟提出的与此有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不同空间和发展阶段中，中国和其他文化的科学理解与技术进步的差异性。另外，我们还需要检验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论战，它们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和平与安全。历史学家要确定论战中最主要的单个思想者、官员或者博学者的角色。再次，从宏观视角来看，对这类历史问题的追问会引起历史学家对某一次历史运动的评估，无论这个运动是由宗教信仰激发的，还是由于知识或政治的目的激发的。历史学家要评估这一运动最初是怎样由一个热切的责任感而引起，后来运动遭到了镇压，然后因另一运动的兴起而衰落的过程。至此有人可能会想到汉朝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道教运动的蓬勃发展、唐代晚期对佛教的压制以及清帝国晚期拳民运动的兴起等历史运动。 在所有的这些历史追问中，我们试图评估是哪些激进的变化有足够的力量影响漫长历史时期人类发展的进程。从这方面讲，就必须提到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的增长、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而在中国，这个问题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也许最好留给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解决。同时我们会追问，传统的力量是否被毫无革新地接受?是否某些时刻、某个角色有能力阻止社会发展到更公平的生活状态?是否在偶然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反对，就足以成为摧毁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致命因素?有人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提问，即传统力量确保了中国伟大成就的连续性还是阻碍了个人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西方历史学家也许是偶然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一些人相信中国历史由于它本身的原因而值得研究，并且他们拒绝任何试图利用他们的研究以协助国家或政治的目的企图，拒绝服务于宣传利益的企图。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将中国历史视为人类叙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确认人类叙事不能被分割的时代，甚至可以简单地用“人类的起源”这个词来表达。 但这并不是呼吁我们忽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与研究西方历史或者其他文化历史的方法的差异。一旦考虑到可获得的原始材料的不同类型及其所涵盖的范围，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不能对所有人类发展的历史提出同样的问题，因此对每种文化历史的研究都要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生动而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与非洲的历史。中国有成篇累牍的写本资料，而非洲的历史知识依赖于口耳相传。此外，由于历史资料的不同类型以及有效性的差别，历史学家在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时，提出的历史问题一定非常不同。例如，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有充分理由对这些文化中的公共演讲行为给予关注。因为公共演讲影响国家主要决定做出的方式，影响普通民众对领袖提议的反应。但同类问题却不能针对中华帝国而提出。中华帝国的政府没有途径让一个技巧娴熟的演说家，像伯里克利或者西塞罗那样去说服大多数人接受他的观点。在另外一些例子中还可以看到，如果历史学家尝试比较和对比“封建主义”这一多变词语中“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类型时，他们只能对不同的文化历史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例如，前帝国时代的中国、欧洲或者是日本。 因此，仔细甄别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一手史料，谨慎地确定史料编纂的时间和史料形成的环境，我们会追问：史料中是否包含了后来作者补入的部分?某些伪造的部分是否被故意插入史料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追踪这些史料文本传播的方式，评定这些史料的长处与弱点，并且解释驱使史料编纂者强调某些发展类型而忽略另一些的优先决定权是什么。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用科学的方法去评估我们的证据，例如，评定历史学家得出中国不同地区人口数据的可靠性、评定历史学家给出的战斗中敌军伤亡人数或者中国军队遭受的伤亡数据的可靠性。对于考古发现，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也许不仅仅看到了某种情况的片段。我们在尝试——正如我们考古学界的同事们所尝试的那样——区别哪些考古发现是只具有区域重要性的证据，哪些是能够使我们得出更加普遍性结论的证据。例如我们会问：四川出现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否或者怎样影响了其他地区的艺术风格?不同地区的农业中，铁制工具是否出现于同一时期?对于努力维持秩序的政府或尝试建立王朝的分裂主义者领袖来说，有效的通讯网络是否同样非常有用? 冒险去撰写中国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受惠于前辈学者，包括中西方学者。中西方学者是在根本不同的研究动机和知识背景下进行工作的。他们也认识到，中西方不同类型的历史研究相互补充着。在有关汉、唐、宋、明、清时期的学术著作中，西方历史学家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研究方式，也能够欣赏其历史观的发展和变化，例如郑玄、卢文弨或者康有为所做的历史评论。在十六七世纪耶稣会教士的著作中，西方历史学家看到，受欧洲知识传统训练的学者如何处理中国文献。从专业学者那里，如爱德华·沙畹( Chavannes)、亨利·伯乐(Henri Maspero)或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西方历史学家了解了一些运用欧洲学术方法解决问题的恰当方式，如将欧洲学术方法运用于文献学或者与汉文相关的文本批评中。这正如西方历史学家对待希伯来文、希腊文或者拉丁文写本的那些方法一样。 正如中国同行一样，西方历史学家认识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结论经常会被评论和修改。在熟悉甲骨文文献的情况下，沙畹翻译了《史记》。凭借对甲骨文的了解，他其实可以写出有关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完全不同的叙事。自1970年以来，越来越多考古发掘的写本资料被公之于众。这些写本资料迫使那些研究中国知识遗产的西方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结论。而他们并不羞于这样做，正如张光直时刻准备着根据连续的考古发现重新检视他自己的结论一样。 历史学家很容易去推测，但是非常有必要将推测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历史学家的这类沉思是合理的，即如果战国诸侯或者汉帝国的官员确实看到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繁荣的希腊城市生活方式，结果会怎样?如果罗马的旅行者远至长安或者洛阳，结果会怎样?让我们假设明代或者清代的旅行者已经到达了诸如巴黎或者维也纳这样的城市，他们看到用石头建成的巨大的、高耸入云的建筑，并且见证了土地的统治者可以操纵政府的方式，我们也许会问，什么样的情形会使这些旅行者感到震惊?他们会赞赏或者嘲笑什么呢?但是正如我们仅仅只是推测一样，没有资料来证实这些，我们不能更进一步形成我们喜爱的、能够解答的问题。 事实上，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们经过仔细考虑后，开始对一个能够清楚定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孤立对待的主题或者问题进行研究。只有在最初的研究之后，他们才会准备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将讨论的主题置于更宽泛的历史背景和相互关系中来考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始于检视1930年代在居延发现的写本资料。不得不插一句，至今还有些西方学者无视这些居延文献。只有研究了这些居延汉简的形式和内容后，才有可能将汉简及汉简上的内容与已知的历史论题(如制作文件的方法、汉代的官僚系统、汉帝国防御线的组织等)关联起来。普利布兰克(Pulleyblank)教授关于安禄山反叛的研究也是一个例子：研究进入一个可定义的主题，后来形成了一个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步入唐代历史更宽广的问题讨论之中。 在众多研究主题中，评价一个特殊的历史文本时，提出和界定一个主题及其边界绝不比引用一个主题更加容易。一些研究主题也许以一种清晰的、可以很好界定的方式出现，例如君主制的力量、民意的力量或者神话的影响。但是在这些研究主题之下，又需要强调“抽象概念(abstract idea)”的重要性。“抽象概念”的含义也许影响更加深远，但却难以限定。因此，只有对那些可以用精确方式检验的直接相关证据深思熟虑之后，才能最恰当地处理这些“抽象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