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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的方法 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历史记录的内容特别丰富，而且连贯性很好，持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幸运的是，尽管存在着对过去传统和遗产与生俱来的偏爱，中国从来都不缺乏用批判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历史记录的学者。这在古往今来的许多例子中都可以见到。我们可能会想到刘歆，他认识到新出现文本的重要性。与同时代很多保守的看法相反，他坚持认为《左传》应该与其他文献一样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他着手修订《左传》中的一些年代记载。我们还会发现，千年以后的司马光质疑官方编纂历史的方式，他编写了一部不以王朝更替为框架的历史。20世纪早期的学者，如顾颉刚，大胆地面对那些已经被神圣化的著作(有关中国文化遗产的传统著作)中存在的矛盾之处，并且开始解释为什么错误、错误的假设何时开始出现。 西方学者研究历史也许会从检视历史著作的写作动机开始，然后检视其中存在的偏见，确定现在人们看到的物质证据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例如，《旧约》中篇幅较长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一般被认为是历史记录，事实上，它们是因特定目的而编撰的。在《旧约》中，作者们发出警告、展示以色列人的领导力量如何由强变弱，并且希望展现出这种变化是如何依赖于人类对全能的神的指引和要求的服从程度。 希腊和罗马早期历史的编纂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希罗多德对标志人类积极性的事件和成就进行记录，对人类的善意行为进行赞美，对可能威胁人类的危险提出警告。而修昔底德则是为了对那些人类“永久拥有”的某些事件进行历史叙述，纪念那些勇敢的行为、令人敬佩的领袖或者错误的决定。但是，塔西佗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对罗马皇帝所作所为的尖锐批评。在较近的时代，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书写他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历史时，将之描绘成线性向前的一系列发展过程，人们越来越成熟，生活越来越好。 同样，确认中国历史著作编纂背后的动机也是必要的。要区分哪些著作的写作动机是基于朝廷命令，哪些是出于个人的、非官方的。因为许多历史著作也许已经被视为研究某个时代的基本史料，但是应该注意到其写作动机其实是源自朝廷的意愿，其撰写者是国家官员。作为政府设立的编纂委员会成员，他们不得不在著作中以缺乏道德和诚实、不履行对人民适当监护的职责等理由来贬低已经被取代的上一个王朝。同样，这些官方历史学家必须在著作中展示出他们所服务的王朝的合法性，它履行着前代王朝未完成的责任，因此应该获得超人类的力量——“天”的赞许。在官方历史著作中，也许还可以洞悉到中国御用历史学家编著背后另一层面的动机，即他们是为了展示当时社会阶层的力量及王朝应对紧急情况的正确措施。最重要的是，一套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和朝廷撰写历史的方法在这类官方历史著作中延续不断，不同时代的官方历史编著者对此毫不质疑并且将之视为准则。这类历史著作的撰写被视为加强王朝统治力量的工具。 历史学家以同样的方式试图确认考古学家发掘的物质证据被制造的环境与动机。无论如何，历史研究中都不能忽视物质证据的价值。历史学家都清楚，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从这类物质证据中很难得出一个普遍的判断标准，或者一个主要的结论。众所周知，物质证据被发现的过程及地点几乎都是偶然的。起初必须孤立地看待这些物质证据，只有当这类物质证据是从一系列的地点被发现时，它们才有可能被确认为代表了一个文化、一个特殊时期或者一个地域的某些确切特征。 幸运的是，有关中国历史某些时期的考古发现足够广泛和众多，足以得出一些一般结论。例如根据汉代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墓葬风格所得出的结论。但由于受条件所限，我们对这类物质证据的使用并不能随心所欲。例如，缺乏保存在地面上的物质证据；为社会最高阶层建造的墓葬保留众多，而社会低级阶层的墓葬保留非常少。但是从墓葬设计、墓葬中发现的工匠和艺术家的手工制品中，我们还是能够确认古人制造这些物质证据的一些原因。用宗教的话语来说，墓葬的建造者和艺术家试图护送死者从坟墓中到达新生之界。或者他们尝试将死者安置在宇宙的适当位置。在墓葬中，一些绘画或雕刻艺术品试图显示墓主人拥有的特权地位。艺术家也许会展示墓主人生前行使官员职权的场景，也许会刻画神话中或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事迹。此外，在墓葬中复制日常生活的场景，如宴会、狩猎冒险等，也许是希望死者重新享受他生前拥有的情趣。历史学家重视这类物质证据的重要性，并且为物质证据可以补充他已经掌握的文本记录而感到欣喜。例如，马王堆中发现的珍宝印证了《盐铁论》中对当时奢侈生活方式的辛辣批判；墓葬中马车上的长袍官员形象是对《汉书》中所描写的尊贵地位的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