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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戴名世文字狱与王鸿绪进呈《明史列传稿》 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是康熙朝后期一个很大的案件，《增订编年》立有条目录入相关资料。其事起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22)。这明显地是要兴起文字之狱，经刑部查议，则定性为“察审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等语”(23)，实际上涉及的罪状主要是私修、私论明史而触犯清廷禁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名世本人问斩，牵连多人处以刑罚。 康熙帝以“宽仁”为标榜，自称“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无间”(24)，“朕治天下、惟宽仁是务”(25)。康熙后期可以说是“宽”到法制松弛的地步，所以才会有雍正朝的刑罚严苛，矫枉过正。戴名世的罪过并非太重，可以坐实的“悖谬”，只不过是早年间撰文、书信，偶用了南明政权的年号，事隔多年，仍不姑息，将此钦点一甲二名进士处以死刑，而且牵连多人入罪，是几十年来少见的严厉之举。或许有人认为刑部原议之处罚更为严酷，康熙帝已经予以大幅度消减。但这在清廷结案机制上，乃常见的双簧式戏剧而已，不足为“宽仁”之据。学术界对戴名世被严加治罪的原因，有多种解说，但皆未注意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康熙帝对私撰明史问题，具有极度的敏感加极度的反感心理。 自康熙四十年之后，康熙帝因册立太子等问题的挫折，心理失衡，政务颇受影响，对史学的态度也由高度重视转变为一种虚无情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就批评《明史》馆：“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26)后来还说过诸如“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皆纸上陈言”，“书中之言，多不可凭。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阅，悉属笔底描摹，无足徵信”，“大臣虽奏请速成《明史》，朕明知其无实，速成何为”(27)等厌弃史学的话语，官方纂修的国史、《大清一统志》、《明史》都半途而废，起居注馆随后也被撤消。在官修《明史》废弛境况下，清廷就会对私修行为倍加反感，若有违碍之处，则更不容忍。戴名世案发恰遇此时，无怪乎在劫难逃。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名世被处斩，令休致在乡正纂修《明史稿》的王鸿绪格外惕厉，他于次年进上《明史列传稿》205卷，且撰《进呈明史列传稿疏》上奏。查王鸿绪因结党钻营，康熙四十八年被免职休致，回乡时将明史馆内史稿尽数携走，所有文献中皆无朝廷特许他在外修史的记录。“书局自随”是一种荣耀，倘若有此经历，王鸿绪康熙五十三年的进书上奏岂能只字不提？可知携稿回乡乃是私自行为，但因康熙朝后期修史废弛，竟然无人过问。《南山集》文字狱之后，王鸿绪用一年时间抓紧整理和誊写《明史列传稿》，进上朝廷，此非偶然，乃是唯恐追究，谋求规避。如若不然，为何全书远未完成就急忙进呈列传？以书局自随的官员，或书稿完成后进呈，或朝廷讨要而进呈，或身故之后由家人献出，从未见王鸿绪这种做法。王氏的行为乖巧有效，康熙帝虽未因此而重视《明史》纂修，但起用王氏编纂《省方盛典》，重新获得信任。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氏再进《明史稿》，据其上疏称：“今合订纪、志、表、传，共三百零十卷，谨录呈御览”，并且自注为“全史八套”(28)，说明对原进呈的《明史列传稿》又作了修改。可见康熙五十三年所进《明史列传稿》乃仓促凑成，未为定稿，印证了乃是另有动机。王鸿绪巧于避过，得益于戴名世之案的警醒，否则迨至雍正元年，假若王氏仍未上交《明史稿》，雍正帝正雷厉风行地全面恢复康熙朝废弛的起居注、国史、《一统志》纂修，焉能忘记《明史》？岂不严厉追究王鸿绪盗取史稿之罪！陈梦雷手中《古今图书集成》稿，就被雍正帝强行夺取，改由官方设馆纂修，并且将陈氏严加惩治，即为显例。 黄爱平教授《王鸿绪与〈明史〉纂修》(29)一文为王氏辩白，认为历来指责王鸿绪攘窃《明史稿》之说不能成立，王氏虽自刻《横云山人明史稿》，但在清代这种情况多有，并不违规。所言自是合理。但王鸿绪的行径，确有将《明史稿》据为私有的不良动机，私自携去史馆史稿与私刻史稿，都是这种私欲的痕迹，虽无可加罪，但品行却为有识文臣、学者看透，故雍正朝就有史官杨椿，对王氏予以贬抑，影响深远。 平情而论，王鸿绪纂修《明史》很有业绩，在康熙朝后期官方史学废弛之际，以个人之力延续了《明史》修订，尽心尽力，大为提高了史稿质量，贡献不在万斯同之下。雍正元年进呈全部史稿两月后逝世，功成而善终，是他个人幸运也是《明史》之幸运，而这其中却还有戴名世罹难事件的历史性补偿。 (责任编辑：admin) |